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始终体现了“生活中心”的文化原理。日本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走在世界城市前列，智慧城市建设遵循“+互联网”思维，即城市规划和建设首先明确城市发展面对的生活问题，其次借助信息技术力量，挑战当前城市问题，探索未来城市结构。把城市定位为满足居住者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社会，是日本城市始终保持务实发展的根本原因。

　　协同发展：城市圈规划的基本理念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束时，实现了“一亿(人口)皆中流”的均等化目标，城市的发展也同样贯穿着“均衡发展”理念。在60年代，日本人口曾经出现了向三大城市圈集中的趋势，80年代出现了向东京圈一极集中的趋势。与此同步，日本政府在《国土开发法》基础上先后制定了6次国土开发计划以及与之配套的城市圈开发计划和城市开发计划，建设新干线等现代高速交通线网为地方生活圈建设创造前提条件，以期实现人口与产业的均衡配置，逐步缩小地区差别。

　　东京具有“首都”和“东京大都市圈”两大性质，但东京并没有利用首都的优势垄断资源，而是主动发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职责，在80年代全球化中形成了辐射周边三县的东京城市圈。东京圈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一都三县”，圈域面积达1355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约3.6%，但是人口数量达到359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8.3%，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大城市圈。与大城市圈纽约相比，虽然区域面积差别不大，但东京圈的人口规模为纽约的1.7倍。与巴黎都市圈和伦敦都市圈相比，东京圈人口高出3.5倍至4倍。东京圈人口还是首尔圈和北京都市圈的1.5倍到1.7倍。

　　东京圈城市规划建设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东京”演变为三个层次的地域概念：最为核心的是包括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在内的都心3区，第二层是东京都23区，第三层是包括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在内的东京圈。

　　东京圈的发展顺应了市场经济需求，轨道交通线网科学规划和建设为城市人口与功能的均衡布局奠定了前提条件。东京圈不是一个首都行政区，而是作为大都市得以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市经济圈，制度联动、产业联动和空间联动的协同演进与同城化顶层设计推动了经济要素自由流动。

　　 “+互联网”：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生活中心原理

　　日本城市规划与建设始终贯穿着“生活中心”原理。日本正在大力推进的智慧城市规划，以生活为本，发挥人的智慧确定城市正面临和可预见的问题，研究破解途径，进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借用信息技术力量。智慧来自人，而不是互联网，我们可以称之为“+互联网”战略思维。

　　日本把智慧城市建设定位为“难题解决型”城市开发模式。智慧城市的兴起背景，一是地球环境变化，包括气候变化、人口变化、资源问题、城市问题等；二是人类生活的改变，即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出现的变化。建设智慧城市的动力来源于城市所面临的生态、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人类运用高科技手段破解现实城市问题、探索城市未来形态的实践活动，“智慧”来自人类而非高科技，必须确立人的主体地位。

　　日本的京都-大阪-奈良、爱知县丰田市、神奈川县横滨市和九州市四个地区正在推进一系列实验。智慧城市由三个基本理念组成。第一，建设挑战城市问题的街区。其中，能源、环境共生、安全与安心、健康长寿、产业振兴是最重要的课题，智慧城市的兴起正是为了破解上述城市问题。第二，城市是人的生活场所，人是城市的主体，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创造轻松的工作环境、舒适环保的娱乐与生活环境、应对自然与社会风险的能力以确保家庭安全、资产安全和常态秩序。第三，复合功能优势与专业化街区管理有机结合以实现街区的可持续发展。与传统的单一功能的街区设计不同，复合功能城市可以通过城市经营实现城市价值的持续创造，让智慧为城市创造附加价值。

　　智慧城市的三个核心概念是“环境”+“科技”+“社区”。它最初是应用IT和环保技术建设有效利用再生能源的智能电网、以电动汽车充电装置为标志的新型交通体系、运用蓄电池和节能家电的环保型城市体系。同时，它更是一项面向未来城市生活的社会工程，智慧城市首先需要构建起“公、民、学”三位一体的社会网络，以当前城市问题和未来形态的生活需求确定城市建设目标和途径。

　　由于每个城市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各不相同，智慧城市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建设标准，而是运用各个产业最优的高科技智能手段因地制宜地解决所在城市的环境问题与生活问题。日本城市规划的超前性来自对城市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与未来产业发展等城市生活问题的务实探索，来自解决问题的信息技术与设备制造的先进性。

　　公众参与：城市事务自主治理

　　日本传统的以协作团体主义为实质的“集团主义”渗透于城市社会深层，居民积极介入公共事务，通过多种社会组织谋求问题解决，创造出了“市民的公共性”。

　　公众参与治理的传统来自日本城市的“第二自然村”文化底蕴。日本农村社会学家铃木荣太郎提出了“自然村原理”，认为日本人坐怀不乱的心态根基是农村的家族与村落不成文的生活原理。家重视超越代际的直系延续，村是家的结合体，村有固有的精神，它是引导人们行为的方向性规范，这一行为规范是从过去人们生活积累中产生的。由于日本家族制度的存在，长子一般留在农村继承家业，次子、三子离开农村移居城市创业，农村的自然村精神延伸成为城市文化原理。日本是“和魂洋才”的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既成功地吸收了西方的制度和技术，同时又成功保留了传统文化。日本思想家神岛二郎指出，自然村的秩序原理沉淀于政府、企业和协会组织中，成为决定统治阶层、中间层和被统治阶层社会性格的要素，自然村原理成为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体社会的基本文化原理，城市成为“第二自然村”。

　　日本城市基层的社会组织是町内会，町内会与中国的“社区居委会”和韩国的“班常会”同属于地缘组织，为东亚地区特有。町内会是日本城市重要的社区组织，以居住地为单位形成的“町内”承担着多种生活互助功能。

　　町内会的主要功能分为五大类。一是促进社区居民睦邻友好。定期组织敬老会、茶道会、棒球赛，促进邻里交往和相互了解。二是应急管理功能，为居民提供防灾技能培训，组织居民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三是行政辅助功能，编辑社区新闻向居民传达地方政府的行政方针，美化社区环境，维护社区秩序。四是压力团体功能，町内会与地方行政部门设有定期的协议会、研讨会，参与行政审议会，上传居民对政府的希望要求。五是协调町内老人会、妇女会、家长会、青年团、各种文体组织以及志愿者团体，共同研究公共事务。町内会是一种介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间团体，市民以地缘为纽带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

　　除町内会之外，社区市民活动还存在两种形式。一是自主型市民组织，即以市民为运营主体的非营利组织，活动涉及政治、经济、产业、教育、文化等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市政研究会、保护生活环境会、防止公害组织等。二是特定参加者团体组织，组织成员具有某一方面的共同点，例如PTA(家长后援会)、青年团、妇女会等。

　　日本的集团主义文化至今仍在为“一亿人口总活跃”这一激发民间活力的政策发挥作用。城市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性活动，希望借助包括社区在内的集体力量来保证个人在社区生活中的合理利益得以体现。正是集团主义文化推动了日本城市的公共性建设。

　　确立城市的基础社会定位

　　社会学把社会类型分为社会群体和地域社会，涵盖家庭、职业和社区这三个人的基本生活领域，人们在这些领域中来完成家庭生活、经济行为和社会交往等人的最基本活动。其中，社会群体中的基础群体即家族、亲族以及地域社会中的村落、城市被统称为基础社会。

　　把城市定义为基础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基础社会不承担特定的社会职责，满足生活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围绕着城市地方自治体的性质，东京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发生过“首都与大都市之争”，首都是担负国家中枢管理职能的行政区域，大都市则是一个经济区域概念。东京圈的发展得益于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但并没有利用首都的优势垄断资源，而是更愿意作为大都市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日本的城市是市民自治体，是具有较高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城市社会共同体，是为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共同需求而产生、履行各种不同类型的服务、为数众多的地方单位。作为地方自治体，政府需要把面向市民的公共服务的生产、分配作为首要职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