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名片：

　　罗德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传统聚落与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2012年起担任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6年发起并组织乡村复兴论坛。主持全国范围内的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数十个，其中包括云南元阳哈尼村寨、河南新县西河村、浙江松阳县平田村、湖南会同县高椅村、贵州黎平县黄岗村、台江县红阳村、交宫村、广东梅县侨乡村、松口镇等村镇的保护发展规划与落地实施。设计作品曾获评住建部田园建筑一等奖和二等奖。发表论文近百篇，已出版《传统村落》《蔚县古堡》《仙霞古道》《清湖码头》等10余部著作。

　　积极探索古村落保护的合理方式

黄山宏村 王新兵 摄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传统村落、古村落、古村镇等保护与活化在城镇化、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统筹保护、利用和发展的关系，努力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

　　保护源头和根基

——从四个视角看乡村

　　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根基，也是历史信息的重要载体，文化印记是乡村建设最应该倚重和发扬的优势资源。保护古村落的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既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也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打下重要的文化基础。要平衡乡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就应该首先从市场角度、政治角度、文化角度和未来潜力四个角度解剖中国的乡村，这四个角度也是我们从事乡村工作的理论框架。

　　在市场角度方面，影响比较大的是陆铭老师的《大国大城》。它的核心观点是，城市越大，竞争力越强，世界范围内的经验都是这样。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似乎很难反驳。越大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成本就可以摊得越薄，又可以容纳更多的人，而更多的人就能产生更强有力的生产力，有更好的创意和互动。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乡村就比较可悲了，因为大城市要吸纳人口，而人口从哪里来呢？所以乡村人口会越来越少。在这个大趋势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多地保护价值高的村落。单纯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有的乡村也依然是有机会的，那就是服务于大城市的一些乡村和那些在风景名胜区里的乡村。它们有现成的客流量，只要想办法转化就可以了。

　　从政治稳定角度看乡村，代表人物是温铁军老师，著有《八次危机》。他的核心理论是，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8次经济危机，都算是安全度过了，原因是中国的农村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市场经济是对的，但是市场经济有个特点，它是周期性的，有波峰也有谷底。到谷底的时候，就会形成失业人口。如果失业人口大量在城市聚集，有可能会转化成政治危机。不少国家都经历过这种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农村为了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民工。他们到城里工作，但是又没有获得市民的待遇，医疗、子女教育都没有办法在城市解决。他们把青春奉献给城市，到中老年时返回农村。

　　从文化角度上来看，世界文明有三种：商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中国是农耕大国，农耕文明最好的载体就是中国的乡村，所以中国人和中国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乡村的文化遗产，既是为世界的人类遗产完整性做出贡献，又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需要，有利于形成国家的凝聚力。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陈志华先生，他著有《中国乡土建筑初探》，还有冯骥才先生，在他的呼吁下，住建部成立了传统村落保护的专家组织。还有孙君先生，他是实践派，主张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从潜力角度上分析，这个角度的天花板是无限高的。从经济学角度评价一件事情，是要考量投入多少，产出多少。如果产出大于投入，那就可以去做，这是我们的正常策略。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赚那么多钱干什么？钱的流向，会越来越多地走向精神需求、体验需求。乡村如果能制造出一些不同于城市里的体验，那就能获得成功，这方面需要靠创意。

　　之所以要把这四个维度的理论作为我们的思考框架，是为了在遗产保护的专业性和社会效应的最大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作为文化遗产的专业人员，我们自然希望保护范围越大越好，保护力度越大越好。但是乡村工作毕竟和纯粹的遗产保护技术不一样，因为它和社会生活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是相生相长的关系。如果我们只聚焦于保护本身，也许反而会让我们失去潜在的、但很可能是更大的社会支持。

平衡发展与传承

——从实际项目来探索

　　我曾经做了十几年的理论研究，2012年，我加入了住建部组织成立的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担任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既然成为委员，就有责任为住建部以及其他部门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让乡村往好的方向发展。由于这个原因，我进入一线，从实际项目开始探索。一个村一个村做下来，总结了一些实践经验。

　　2012年，我被国家文物局派到了云南的元阳县，在哈尼梯田的世界遗产地待了几个月。作为驻场专家，我在现场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想办法保留这些哈尼民居。哈尼民居从远处看，就像一个个蘑菇，非常可爱。现实的情况是，在遗产地的100平方公里范围内，大部分的村庄都已经成片成片地被拆除，改成了让人很痛心的红砖小洋楼。当地政府官员告诉我们，哈尼族的蘑菇房有三个缺点，一是光线太暗了，二是人畜混居，三是卧室太小。因为这样的缺点，当地老百姓只要有条件，就要把它们拆掉改成新的楼房。而且当地老百姓都认为这是落后的象征，把它拆掉才能表示经济发展起来了，走向脱贫了。

　　作为遗产保护的专业人员，当然不希望这样。哈尼民居的建材，用的是开梯田开出来的土。梯田生产出来的水稻，稻谷给人吃，剩下的稻秆一半给牛吃，另一半用来盖房子。整套循环系统特别完善。如果哈尼民居没了，这套完善的系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保留一部分传统民居。

　　我们开始尝试把哈尼民居改造得让人住得舒适，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哈尼民居的缺点第一是光线太暗，分析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门窗太小，我们适当地给它加大就可以了。第二是人畜混居的问题，他们在一层养牛。这个问题也不复杂，我们把牛请出去，另外建一个牛棚，把一层改成厨房。哈尼民居原来是没有厨房的，现在有了专门的厨房，用起来方便多了。从牛圈改成厨房，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层高不够，只有一米八，我们要想办法抬高到两米四。抬高的时候，我们用了非常符合遗产保护标准的杠杆法，一点点地把整体构架抬升起来。第三是卧室的问题，原来的哈尼族民居卧室只有三到四平方米，而且有的还没有门。几百上千年的传统生活，就这样过下来了，也没觉得太多不妥。但是现在，进城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就开始觉得受不了了。我们想办法把卧室从三到四平方米扩大到六到八平方米，而且有四个，剩下还有十几、二十平方米，可以做起居室。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布局，所以，从技术手段上，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大家看到，改造之后的外观基本上是没有变的，但室内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

　　类似这种在功能上的缺陷，很多古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在做遗产保护的时候，不能只考虑保留信息、修旧如旧，还要把功能，也就是居住上的延续性考虑进去。

　　技术上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就可以普及了呢？并不是。我们改得再好，只是技术上的手段。在当地的政府以及老百姓心目中，这种蘑菇房依然是贫穷落后的象征，这就上升到了观念问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对于中国大多数古村落来讲，不能只解决功能，还需要想办法直面观念问题。

直面困难和效应

——产业化思路是方向

　　湖南省会同县高椅村的单体建筑醉月楼的改造是改变村民观念的典型案例。

　　醉月楼是个小私塾，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国家文物局出资把它修好之后，因为请不起管理员，村里就买了把锁，把它给锁上了。小私塾一直闲置着。有一年暑假，清华的支教团队到村里的小学上课，在这里开展了几天活动。这给小私塾带来了转机，政府发现了一种既不破坏又能合理利用小私塾的方法，于是趁热打铁，把小私塾改成一个现代化的儿童图书馆，无论是市民还是村民来，只要带着小孩来到这里，把小孩放到一楼的地毯上，让他们自己打滚、看书，家长不用管，有管理员看着，家长可以到二楼看书、喝茶、喝咖啡，但是需要花点钱，这些钱就作为管理员的工资，这样就形成一个小的经济循环。

　　高椅村是保留很好的传统村落，时常会有领导、专家及企业代表来视察、参观。以前都是参观完就上车走了，现在可以到醉月楼的二楼坐下来喝茶聊天。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的心情也很放松，谈工作上的项目也容易成功，不少资金就通过这个屋子来到了高椅村。村民们的观念改变了，很支持这种做法。

　　第二个典型案例是西河村的规划设计。西河村在河南新县，它是一个空心化程度相当严重的传统村落。其实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传统村落是不少的。如果能给这个村子找到一条发展路径，是相当有意义的。

　　西河村有一条河从中间穿过，河的北岸主要是传统建筑群，河的南岸主要是新建筑群。我们判定，经过设计，可以营造出一个美丽宜居的小环境。有了这个小环境，村民的生活质量可以提高，以后还有可能发展乡村旅游。我们的建议被县政府采纳了。于是西河村开始修整河道景观，还设计了一条3公里长的沿河步道，村民们劳作的时候可以走这里，城市来的游客也可以在这里散步，行程大约1到2个小时，这就意味着游客要在村里吃一顿饭，所以村里两家农家乐就这么开起来了。另一个设计是，把老粮库转化成了乡村的文化集会空间，效果是挺明显的。环境变好了，村民的生活改善了，乡村旅游开始起步，乡村的活力慢慢地找回来了，村里甚至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祠堂祭祖活动。

　　对比哈尼民居、醉月楼、西河村的改造项目，哈尼民居解决的是村民的居住问题，醉月楼和西河村是引入现代化的功能、用途，以及新旧对比的美学。前一种解决不了观念问题，而后一种可以解决观念问题。村民觉得老房子这么用挺好，当地政府也觉得老房子这么用就不再是一个负担了。

　　总之，关于单体建筑改造和遗产经济学，我们这样理解：把民居改造的成本拆分为三方面，保护成本、维护成本和真实性损耗。收益也分为三方面：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可复制性。选择利用的方式不一样，对于成本和收益的影响就不一样。用作参观的成本很低；用作居住，要用水用电，便会带来成本的提升；如果用作客栈，品质更高，成本也会更高。但有意思的是，往往越是用作商业用途的，教育意义就越大。我们现在的旅游业，已经从观光转向了度假，只有在咖啡馆、民宿、客栈和好的博物馆这样能让人待得住的地方，才会形成较大的客流量。在老房子里住一晚与简单参观一下，所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遗产空间的体验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越是商业化的地方，反而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当然，商业化也存在优劣之分，这要看设计师的水平。

老房子可以住得更“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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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报：古村落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然而很多古村落正在城镇化、商业化突飞猛进的过程中渐趋湮灭。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罗德胤：冯骥才老先生曾提到，古村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遗产，其价值不比万里长城低，“万里长城是一条线，古村落遍布中国”。这些古村落不仅有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见证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精神价值。古村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我们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部分古村落的消失是难免的，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这一代人希望能够保留住那些比较经典的、有代表性的古村落，让它成为对农耕时代的见证继续传承下去，后人可以通过这种实际的村落建筑去认识农耕时代的生存环境。当然，我们希望保留的是经典的、有代表性的村落，而不是一个抽象的、量化的数字。中国的传统古村落有几百万个，如果是百分之一就有几万个，即使是千分之一，也有几千个，这是相当大的数字。现在我们能够列进名单里进行保护的古村落，如历史文明村、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等，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所以目前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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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报：您认为传统村落景观的构成要素有哪些？怎么判定和评价村落遗产情况？

　　罗德胤：乡村景观是以大地为背景，以乡村聚落为核心，由经济景观、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构成的环境综合体。乡土景观是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生产和生活成为一体的“农业生产景观”和“农业生活景观”的复合景观。同时，作为传统村落的乡村，其地域特征和历史文化内涵又远高于一般的乡村。

　　如果将传统村落中所有能够给人们带来审美愉悦的景象都称之为景观，我们尝试着概括一些传统村落景观的基本构成要素，比如山林、水体、农田、建筑、道路、场所、生产生活要素等。其中，山林包括村落周边的山林、村落风水林、房前屋后林、道路或河流沿线的林木、杂木等；水体主要指自然河流、溪涧、水渠、池塘、水井等；农田以及与农田直接相关的要素，如水田、旱地、菜地、田埂、篱笆等；建筑特指有特定聚落形态的建筑群体，包括祠堂、社、庙等传统公共建筑，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民居，部分外观协调的新民居，以及有乡土特色的简易棚舍等；道路指巷道、田间小道、林间小径、跨河小桥、河上汀步等；场所则指村头或村中集会地、晾晒场、洗衣场所、河滩地、荒地等；生产生活要素根据各村的情况会有所差异，但较常见的一般有水车、水碓等水利农用具，石碾、石磨等家常农用具，晾晒用的台或架，房屋周边简易的瓜果架，房前闲坐的石凳等等。

　　这些要素都有较强烈的地域特征，能够体现出所在村落的自然美和人文美，具备这些要素的传统村落通常散发着乡土气息浓郁的亲和感、安逸感，体现出传统村落特有的景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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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报：在对古村落建筑保护的过程中什么才是重要的？

　　罗德胤：我认为在古村落建筑的保护中，技巧和程序不如观念重要，现在我们缺的是观念。一般人会把历史建筑（如古村落）跟现代生活对立起来，觉得这两者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其实国际经验表明，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保留古村落，这很难做到。即使是像故宫这样如此重要的文化遗产，也需要在里边安装照明设施、消防设施，还有一些必要的监控设施，这些都会对古建筑造成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值得的，它没有形成严重的破坏。对于古村落来说，改变的程度可以再大一点，比如生活中各种基础设施，如上下水、现代卫生用具、厨房用具等，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首先是观念上不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保留古村落、古建筑绝对不是阻挡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的因素，有很多的技术方法实现古村落建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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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报：近几年乡村旅游很受社会关注，尤其是乡村中兴起的民宿，您认为民宿的发展对乡村的复兴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罗德胤：作为打通城乡之间的桥梁，近年来民宿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两个方面的因素催生了中国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一个是硬件层面的，包括高速公路网的完善、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都使人们能够更容易抵达乡村；另外一个就是精神层面的，工作压力之外，还有民族文化认同的回归（即乡愁），也使乡村旅游以及住宿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民宿和欧洲、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宿有很大区别。中国面临更强的城乡二元的结构性矛盾。在欧洲，农村人口比较少，而且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也不比中产阶级低。因此他们在了解中产阶级需求的时候也没有障碍，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也基本是这样。中国的农家乐也发展了十几年了，但是在提供一些更高层次的服务方面，就需要做比较多的培训。城市人对更高层次服务的需求和乡村配套服务缺失的矛盾催生了民宿行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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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报：关于古村落保护，您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罗德胤：最困难的实际上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途径来改变观念。我们的做法是通过事件，比如某次讲座或者某次大学生实践活动，又或是通过示范，比如改造一间房子，让大家知道这个老房子可以住得更“高级”，这样就能够改变观念。不过落实到具体的操作环节，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设计出来之后，大家意见会很不统一，县领导的看法、乡领导的看法、户主的看法、设计师的想法很难一下达成一致，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作为规划负责人，就要协调各方面意见，什么时候该拿主意，什么时候替张三把李四说服，这种协调工作会比较麻烦。最欣慰的是不管怎么争论，最后都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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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报：这几年，您开始“在村里开大会”，通过举办古村大会、乡村复兴论坛等活动，尝试带动古村落的发展。请问效果如何？

　　罗德胤：2015年11月，我和几个朋友发起了在浙江乌镇举办的第一届古村大会。会议十分成功，会后我就和大会秘书长商量，能否把会议搬到村里去开？2016年4月，我们在河南西河村开了全国第一届乡村复兴论坛。从这届会议开始，西河村成了全国知名村落。

　　西河村“村里开大会”带动村落发展，给了我很大启发。于是，这个活动之后，在村里开大会成了我们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板块，我们把会议事件作为一个专业化的事情来运作，我们遵守两条原则：一是会议只在村子里开。二是提升参会者的体验感。这样一来，会议事件会成为东道主乡村复兴的催化器。

　　一般的会议都是一年开一次，但是我们在西河村开完会之后，我的一个师弟来找我，邀请我们去贵州遵义桐梓县中关村举办乡村复兴论坛。他把烤烟大棚改造成了会场，这是迄今为止，全国最漂亮的乡村会场。这让我们看到了桐梓县政府的决心，于是我们又举办了一次乡村复兴论坛。

　　两次会议之后，我们开始总结，开这个会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大家愿意开这个会？我们发现乡村大会有知识汇集的作用，因为中国的乡村建设事业发展太快，没有教科书，大家无法在课堂上学到这个本领，所以最好的获取知识的办法就是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得到了最新的经验和知识，然后就可以用到自己的案例里，提高案例实践的成功概率。案例成功了，把他们请到大会上，又可以形成新一轮的知识汇集。在快速发展的乡村建设中，开会是交流和学习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