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尚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仍任重道远，因此我们绝不能受“逆城市化”的误导而放缓城市化进程。

　　最近有学者预言：中国未来发展将逐步显现“逆城市化”特征。“逆城市化”是1976年美国学者波恩提出的概念，意思是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后，人口会向小城镇或乡村流动。此现象能否可看作是“逆城市化”？或者中国城市化的趋势是否会出现逆转？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从一种消费选择现象说起

　　前年夏天我们到福建东山调研，听说当地有一条海鲜街，那天特地去那里用晚餐。选哪家餐厅好呢？我们从街道一头往另一头搜选，结果发现越靠近中段，餐厅里顾客越多；而走过一半，顾客却渐渐少下来。有趣的是，去年在北戴河也见到海鲜一条街，而且也是中段餐厅顾客多。于是突发奇想：消费选择聚中是否是个规律？

　　带着这个疑问，后来又到北京的几处餐饮街作探访，所观察到的结果与在东山、北戴河看到的情况大体相同。由此可以断定，消费选择聚中应该是个规律。可怎样论证这一规律呢？科学研究方法论说：事实不能用事实解释，要用理论解释。问题是我们用什么理论作解释呢？这些日子反复思考，所想到的理论解释如下。

　　（一）前提假设。作理论推理需要有相应的前提假设，而我的假设是：海鲜一条街是竞争市场，且每家餐厅都是受价者而非觅价者。也就是说，各家餐厅所提供菜品的“性价比”皆大致相同。为何作这样的假设？因为在充分竞争条件下，谁抬高价格谁就会失去顾客；而压低价格则引发恶性竞争，会导致所有餐厅多败俱伤。

　　（二）推理工具。研究人类行为规律当然是要用需求定律。需求定律说：在特定约束条件下人们要争取收益最大化。而此处对消费者来讲，约束条件是搜寻餐厅所付出的成本（时间与体力）；收益最大化，则是寻找到“性价比”最优的餐厅。显然，消费者作何选择最终要根据自己的“搜寻成本”与“餐厅性价比”作权衡。

　　（三）成本收益分析。从成本看，随着搜寻餐厅数量增多，消费者体力或时间耗费增加，边际成本不断上升；从收益看，由于存在竞争，餐厅“性价比”大致相同，并不存在最价廉物美的餐厅。这就是说，人们从街道两端搜寻至中途，其边际收益皆为零。既如此，当两端顾客碰面交换信息后会停止搜选，于是形成了消费选择聚中现象。

　　若以上推理成立，我们便可提出“消费选择聚中定理”。可表述为：假定市场存在竞争且供给产品的品质相同，那么消费者对消费场所的选择一定聚中。反之，若市场竞争受到限制，或者产品的品质存在差异，则消费者选择不会聚中。比如“酒好不怕巷子深”，消费者不聚中选择，是因为产品的品质与众不同。

　　从消费选择聚中看工商企业扎堆现象

　　现实中还有一个现象：工商企业大多偏好扎堆。留心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往往是中心城区。为何中心城区会最繁华？因为中心城区的商铺相对密集。若进一步问：各类商铺为何要选择在中心城区扎堆？解释这一现象则需要借助上面的消费选择聚中定理。

　　事实上，商家在何处开店也是行为选择，既然是行为选择，那么也得服从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规律。对商家来说，约束条件是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而利益最大化，则是争取最大化销售利润。就单个商品来说，利润等于价格减成本。若成本一定，价格越高利润越大；若价格一定，则成本越低利润越大。

　　根据供求原理，商品供不应求，卖方可以按成本加利润定价；但若商品供过于求，价格则由需求方（买方）决定。然而市场经济常态是商品供过于求，故价格通常是由买方的需求决定而非卖方的成本决定。既然商品价格由需求方决定，而销售收入等于单位商品价格乘商品销售量，于是销售量便成为决定销售收入的关键变量。

　　进一步分析：企业总利润等于总销售收入减总成本。前面说过了，决定销售收入的关键变量是销售量，而根据消费选择聚中定理，商家为了扩大销售量，必然会选择在消费者密集的中心城区开店；另外从成本看，假定短期内企业技术变化相对稳定，生产成本也相对稳定。如此，销售成本就成为决定总成本的关键变量，若要降低销售成本，商家也会选择在中心城区开店。

　　以上是对工商业扎堆的理论解释，要判断这一解释是否成立，则需要用事实作验证。限于篇幅，这里我仅举两例：一个例子是小城镇的前店后厂。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国内小城镇存在一种普遍现象，那就是临街面大多是商铺，而商铺后面是加工作坊。对为何存在这种现象，我曾与多家商铺主人交谈过，他们一致的解释是，前店后厂既方便消费者购买，也能节省商家的销售成本。另一个例子是大城市的销售门市。与前店后厂不同，比如茅台酒、阳澄湖大闸蟹等生产地并不在大城市，而生产企业却选择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设门市（专卖店），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有二：一是生产工艺对气候、土壤、水质等有特殊要求，产品在当地生产的成本更低；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市场需求大，在大城市设门市可扩大销售，同时也可节省消费者的搜选成本。

　　现实生活中类似的现象很多，究其原因，说到底皆是工商企业为了争取利润最大化而生产跟着销售走，销售跟着消费者走；而由于消费者选择倾向聚中，所以就有了工商企业扎堆现象，这种带规律性的现象我们不妨称为“工商企业扎堆定律”。

　　从工商企业扎堆看城市化规律

　　据历史学家考证，城市最早起源于乡村集市。随着家庭自然分工（男耕女织）和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效率提高，人们生产的产品除了满足自己消费还有了剩余。剩余产品需要交换，于是在一个区域的中心慢慢出现了集市。不过早期集市的交易量并不大，而且只在固定时间（如每月初一、十五）交易，因为当时人们剩余产品不多，没人会每天为卖两、三个鸡蛋就跑一趟集市。

　　需要研究的是，早期的乡村集市为何会演变成后来的城市？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是自然分工发展成社会分工后，社会分工推动了城市的兴起。

　　经济学说过，商品交换有两个前提：一是不同的产品所有权；二是社会分工。若不保护生产者的产品所有权，不可能产生商品交换，而且会导致偷盗、抢劫盛行；而若没有社会分工，也不会有普遍的商品交换。比如当种植业与纺织业成为固定的社会分工后，人们就需要互通有无，而要互通有无，就必须交换，否则专门种粮食的会没衣服穿，而专门织布的会没粮食吃。

　　分工是交换的前提，但有交换并不等于就有城市。所谓“兴城先兴业”，说的就是城市发展要有产业作支撑。是的，假若没有工商企业在集市附近扎堆，集市不过就是个交换场地，不可能变成城市。由此想深一层，工商企业选择扎堆其实除了消费者倾向聚中选择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社会分工。若没有社会分工，也不可能有工商企业扎堆。

　　何以作此判断？让我仍以种植业与纺织业分工作分析。众所周知，种植业的劳动对象是土地（农田），由于农田搬不动、移不走，这就决定了种植业不可能到异地扎堆。然而纺织业不同，它不以农田为劳动对象，可以离开农田到某个销售地投资设厂。也正因如此，所以我们说有了社会分工，工商业扎堆才有可能真正扎堆。

　　需要追问的是，工商企业扎堆为何能带动城市的兴起呢？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工商企业扎堆会对劳动力产生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工业部门收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也会从农业向工商部门流动。我们知道，劳动力既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而且劳动力流动会伴随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工商业部门流动。当工商企业数量集聚到一定规模，集市也就渐渐变成了城市。

　　事实确也如此。今天的城市之所以分别处于不同区域的中心位置，归根到底，是消费聚中选择和工商企业扎堆所形成的结果。放眼看，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化国家绕开了工业化；也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绕开了城市化。可见，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密不可分的同一过程。

　　也许有人问：城市是工商业扎堆的结果，可为何城市会有大小之分？对此我们仍需从分工与交换的角度解释。经济学讲：分工决定交换，但同时交换的范围也决定分工的范围。换句话说，市场交换的半径越大，分工范围就越大；分工范围越大，从农业分离出的工商从业者就越多。工商从业者越多，城市规模也就越大。

　　举个例子解释吧。若交换范围仅局限于一个村，那么分工就只能在一个村范围进行。假定一个村分工后有8户人家从事工商业，显然，仅有8家工商企业的集市算不上城镇；若交换范围扩大到10个村，在10个村分工则有80家工商企业，这样集市就能变成城镇；若在100个村范围内分工，有800家工商企业则可足以撑起一个县城。

　　中国城市化趋势会逆转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对前面的分析作一简要总结，有三个重要观点：第一，消费者对消费场所的选择具有聚中倾向；第二，工商企业偏好在消费者密集地集聚扎堆；第三，城市发展需要以工商企业扎堆作支撑。如果以上三点成立，那么便可作为我们讨论中国城市化趋势是否会逆转的直接判据。

　　先看消费聚中选择。有学者认为，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人们搜选商品的成本会大幅降低，消费选择聚中规律将不再成立。此看法是片面的。在互联网上搜寻商品信息的成本虽会降低，但要从海量信息中甄别商品优劣也有成本，比如有人买到假货或不中意的商品，其实就是他所付出的成本。这样看，网店不可能完全取代实体店。只要有实体店存在，消费聚中选择规律就不会变。

　　再看工商企业扎堆。随着企业投资规模不断加大，投资边际收益会递减，劳动力工资增长也会受到限制；同时随着工商企业数量增加和城市人口密度加大，城市居民生活成本会提高。在此情况下，确实会出现企业（人口）向小城镇和乡村迁移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并不能改变工商企业扎堆定律，只是工商企业转换了扎堆地点而已。

　　再看城市的产业支撑。工商企业选择在何处扎堆，那里就会发展为城市，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深圳是典型的例子，改革开放前深圳只是个小城镇，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后，吸引了大量工商企业扎堆，短短40年，深圳今天已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大都市。相反的例子是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堪培拉虽是该国首都，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工商企业扎堆，至今也不是大城市。由此可见，城市化要以工业化为依托也不会改变。

　　既然以上三点皆不变，那么怎样看待美国学者波恩提出的“逆城市化”呢？我们的看法：企业（人口）从大城市向小城镇或乡村流动，只能说明城市存在适度规模限制，但不能将此看作是“逆城市化”。恰恰相反，这种流动表明城市化将全面提速：比如现在有些乡村慢慢会变成小城镇；有些小城镇会变成小城市；有些小城市会成为中等城市或大城市。近年来工商资本下乡，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已经显现出这种势头。

　　分析至此，本文最后的结论是：无论生产要素向何处流动，它所改变的只是城市的规模和城市的生长点，而不可能改变消费选择聚中和工商企业扎堆规律，故城市化的趋势不可能逆转。具体对中国来说，目前我国尚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仍任重道远，因此我们绝不能受“逆城市化”的误导而放缓城市化进程。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