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城市学”近年来在国内越来越热，引起了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建筑规划、社会学等在内的多个领域的研究热情。您怎么看待“城市学”的宏大?

　　张鸿雁：城市的确是个综合体，涉及方方面面，但作为整体的“城市学”概念却很难表达，研究的问题也常常被其他学科掠走。前苏联学者就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大家真的在研究城市学吗?　是城市的哪一个“学”、哪一个视角?

　　“城市学”在中国的兴起，第一个应有之义就是城市社会的来临。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还没到30%的时候，我就预测并提出了“中国城市社会的来临”，当时社会学界、经济学界的很多学者还提出了反对意见。西方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即城市化在近代社会以来，每25年左右会翻一番，正好和人口翻一番的周期差不多。我国城市人口　1949年是10%、1978年17.8%、2000年30.1%、2010年50%……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规律来的。“城市学”的兴起首先是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从第二个层面上来说，由于中国缺乏城市建设经验，大多数时间和多数城市建设规划都在学习西方。因为缺乏经验、照搬西方，我们不少城市的规划滞后于社会发展，比如沿海某城市，1985年提出并进行了预期到2000年的规划，结果不到5年就超出了，所以各个领域、学科都面临着认识城市、建设城市、改造城市的理论建构和中国本土化城市规划创新等问题。

　　对某一领域的关注是市场需求造成的，也是问题迫使的。但过度的、急功近利的研究，使得很多问题本身缺乏学理性、科学性、实践性思考，容易造成一些建设性破坏和对城市理解的偏差，比如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城市化操作过程中的不当归结为城市化本身的问题。

　　文汇报：我国就城市雨洪管理提出了“海绵城市”理念，并明确了16个试点城市，这跟您早年提倡的“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理论”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鸿雁：针对城市发展带来的资源紧缺，日本2000年就提出把国家变成循环社会型国家，不光指循环经济，而是包括风能、电能、热能甚至垃圾在内的

　　广泛的社会大循环。我在2006年提出了“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与概念，也出了相关著作。

　　中国的城市化其实让西方很有危机感，因为是高耗能的，从一开始就在和全世界竞争“抢”资源能源。你看全国大部分城市现在都面临缺水问题，“海绵城市”概念不仅仅就是要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更是要寻求城市社会的整体进化与发展。“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理论”和“海绵城市”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更加照顾社会的方方面面，即希望城市当中的人、政策、产业、水、空间等要素，都要形成循环的、零耗能体系。

　　文汇报：在“街区制”和“封闭住宅”的讨论中，雅各布斯的城市规划理念受到关注。您怎么看待中国自古以来对“墙”的依赖?

　　张鸿雁：中国历史上的住宅基本都是封闭式的，《周礼》《管子》中有记载，管得很严、很细致。汉代以后形成了典型的封闭式布局里坊制，早晚进出都要有坊牒。唐朝还专设坊门，早上敲钟开门，晚上敲鼓关门，所以有钟楼、鼓楼;日落后出坊得有公文，偷翻墙被抓要受鞭刑。由此可见，里坊制最严格的时候，市民没有自由，城市是统治者的。到了唐朝末年，随着贸易的发展，里坊制逐渐被打破，最早在以盐商居多的扬州。宋朝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城市布局也发生巨大变化，而元朝的衰退又促使一些地方恢复了里坊制。明朝末年，里坊制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甚至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萌芽;但是满族进关以后，经济倒退，里坊制又再度强化了。

　　中国的墙文化根深蒂固———外面有万里长城，城市有外城廓、城墙、内城，家里还有四合院，四合院门口还有照壁……这和几千年来的家族观念、地域文化及战争动乱都有关系。中国改革开放打开的是国门这堵“墙”，但经济发展当中的省域、市域、地域、街区的“墙”没有打开。大家住在楼上楼下甚至对门都说不上话，这无疑会造成城市的隔离以及社会认同感的缺失。毫无疑问，街区制的无边界化有助于实现城市空间的亲情化、人情化、粘滞性，让人走走停停、相互接触，从而形成雅各布斯所谓的城市街区的安全体系。我提出了“城市照顾”理论，开放的街区就是构建“城市照顾”体系的一个最好方式。

　　当然，要实现无边界城市、无边界生活，让所有人成为空间的主人进行自由表达，这在一定阶段内可能做不到。但我们要提倡中国式的社会空间体系，比如厕所、体育场馆等尽可能公共化，把更多公共空间资源还给城市，同时降低市民的空间利用成本。

　　文汇报：吊车林立在很多城市已经成为一道避之不及的“风景线”，有市民还把大拆大建的“壮观”形容为“秋叶与灰土齐飞，苍天共黄土一色”。针对乱规划和规划过渡，“有机更新”理念越来越受重视。

　　张鸿雁：城镇可以分为有规划和没有规划的。规划背后的决策主体是谁?　这恰恰是现在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如果决策主体不是规划者而是管理者，那就悲剧了。规划者、设计者、专家、文化人应该去影响、改变社会，但前提是，确实要有这样的能量、能力。西方的城市规划有一套完整的法律规程、责任和评价体系，而我们更多是“长官意志”，规划过度政治化、制度化、权力化。

　　规划前的价值判断和梳理一定要有，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拆掉还是保留，采用落架异地还是原地修复的方式，等等，需要通过多方协调沟通。这些年，有不少好的例子表明政府开始重视这个层面了，比如福州的“三坊七巷”，出过冰心、林徽因等名人，当时差点卖给香港富商进行改造，后来在市民和文化人的联名呼吁下，地方政府最终将“三坊七巷”保留了下来。

　　每个城市都是一个有机体，在无规划的时候可以自然地表达出它的纹理、肌理。有了规划之后，我们都在追求秩序，但应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寻找与之契合的那一部分空间形式，包括植被的布置、天际线的呈现、符号及材料的运用等。城市中心区的复兴可以尝试新的理念，像以“城中城”、“立体城”、“艺术城”著称的日本六本木，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屋顶打造的一个个空中园林，有些还变成了稻田。上海的K11引进了这一做法，尽管规模比较小，但仍不失为一个好的尝试。

　　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城市更新还应该注重关联就业体系的规划。过去某些城市搞的更新项目，让一些文化人回来了，但由于产业模式比较弱，没有形成持续的产业带和产业链，要不就都变成了居住空间。上海目前有100多家创意产业园，将就业空间和居住空间有机结合起来，我觉得非常好，对城市发展、形象塑造、空间利用以及质量表达等都很有价值。

　　文汇报：中国的地域文化向来非常明显，所以才有了对不同城市的生动描述和形象比喻。人们常用“千城一面”来指摘建筑和规划，事实上，城市个性也在逐渐消退。请结合您目前正在做的国家课题“特色文化城市研究”，谈一谈城市性格及城市文化自觉。

　　张鸿雁：一听到二人转、秦腔、豫剧，就能和东北、陕西、河南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地域文化跟某一区域的自然环境、饮食结构及历史传统都有密切相关性。历史上有齐鲁学派、岭南学派、扬州学派、桐城学派、襄阳学派等;改革开放以后，有以张艺谋、贾平凹为代表的黄土地艺术，有张抗抗、张洁代表的上海文学，有方方、池莉建构的武汉市民文化……近年来，由于现代化城市发展及其带来的流动性，地域文化、城市性格越来越淡化，不禁让人唏嘘;而且，在整体地域文化弱化的同时，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偏见依旧没有达成和解。这都要归因于没有实现真正自我建构，不仅没有乡村的文化自觉，更没有城市的文化自觉，很多城市文化建设都只是号召性、政策性的举措，提的口号千篇一律，缺乏可操作性。针对此，我提出了“社会精准治理”、城市历史街区和建筑精准保护的概念，文章也已经发表。

　　大家都知道，上海石库门、徽派建筑、南京民国建筑等，承载了某个区域某个过往的集体记忆。我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东西，百年以后能成为这个城市文化特色、这个时代集体记忆的代表吗?　这就促使大家去思考现在的城市建设能不能经得住历史考验，有没有新的文化符号的产生。

　　费孝通先生呼吁“文化自觉”，我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文化自觉”。那怎么建构这种自觉?举个例子:中国传统的秤是十六两，前三两为福禄寿三星，后面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缺斤短两就意味着少福少禄少寿。这种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就是一种隐性的、自觉的工程。城市文化自觉需要从底层开始建构，包括行为、责任、文化倾向等的全面引导。当然，城市文化自觉也和决策者的意识、管理能力、知识储备有着很大关系，只有他们首先是文化精英、社会精英，才能起好带头作用。

　　中国需要城市文化自觉，需要中国式的城市文艺复兴。

　　（张鸿雁为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