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游人在渌洋湖湿地公园中游览。 新华社发

广州，大观湿地公园。 谭庆驹 摄

　　这个月初，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给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上了一堂特殊的党课，这堂课专题讨论“加快建设公园城市”。

　　课上，范锐平鼓励成都官员们周末找个晚上去成都城北的“网红打卡地”沸腾小镇吃火锅、开眼界、体验夜消费的热闹。“沸腾小镇”本是块不可利用的土地，通过创新“绿道+火锅+旅游”的模式，植入美食娱乐、水上音乐、田园体验等新兴业态，从抖音火到了线下。

　　这一发展思路，正符合范锐平对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设想。他从2017年开始提出这一想法，将打造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作为天府之国的发展新目标。

　　无独有偶，距离成都约2000公里外的扬州，公园城市建设也颇有成效。去年12月，推动扬州由“园林城市”转向“公园城市”的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还专门出版了《公园城市》一书，阐释对公园城市的理解和建设经验。

　　记者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发现，过去两年间，包括北京、广州、深圳、杭州、合肥、济南、石家庄等至少15个城市先后提出建设公园城市的规划或设想，“公园城市”已成继“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后的新热词。

　　“公园城市”热：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作为公园城市的首提地，一年多来，成都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从城中心向东远眺，是即将于国庆对外开放的全球最大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走在天府新区的居民小区内，葱茏的绿植随处可见。与以往相比，成都更“绿色”了，这是市民最直观的感受。

　　时间回溯至2017年4月，成都市召开第十三次党代会，为成都未来五年发展提出“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推进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建设公园城市的理念已见雏形。

　　这次会上，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围绕如何构建宜居的环境，提出成都要构建生态区、绿道、公园、小游园、微绿地五级城市绿化体系，天府绿道、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都被列入建设名单。

　　范锐平还提出，要新建一批城市综合性公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小游园、微绿地，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成都，第一次用“公园城市”来形容成都。他说：“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一个月后，成都市新修编的《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通过，“公园城市”这一新理念被写入总规，规划明确：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建设“公园城市”从城市总布局开始。成都将城东的龙泉山森林公园作为调整后的“城市中心绿岛”，由此城市空间得以扩展至森林公园以东；而成都的简州新城、淮州新城、简阳新城等，也均规划建设相关公园项目。

　　距离成都千里之外的扬州，对公园城市的探索更早一些。

　　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从2014年开始，先后在“园林城市”扬州新增建设300多座大小各异的城市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18平方米，其公园分布密度已达到市民步行或骑行十分钟即可抵达的程度。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公园城市”理念后，更多的城市加入了这场建设进程中。

　　据公开信息统计显示，2018年以来，至少有北京、广州、深圳、杭州、合肥、济南、石家庄等15座城市先后提出建设公园城市的规划或设想。

　　如北京市朝阳区喊出“2019年内建三个城市公园、推进15条重点道路绿化”目标；广州在《广州市公园建设与保护专项规划(2017～2035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构建城郊“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为主题的生态公园体系，新增森林公园15个、湿地公园3个、郊野公园2个。森林公园总数达98个，湿地公园总数达22个。

　　深圳则称要将建设城市公园向公园城市转变，把整座城市置身于公园当中。到2020年，深圳公园的数量要超过1000座。

　　“一场城市建设理念的革命”

　　随着“公园城市”成为全国城市建设“新热词”的同时，也有不少城市主政官员和学者进而探究：到底何为“公园城市”？

　　在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看来，这是“一场城市建设理念的革命”。

　　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成都5个月后，成都市委在《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决定》中称，建设公园城市是新发展理念在城市发展中的全新实践，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导城市发展从追求生产价值转向生活价值，从经济导向转向人本导向。

　　这份文件，反映了成都对公园城市建设的思考：公园城市建设要以营造高品质生活环境、高质量发展环境为重点，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公园城市建设是塑造新时代城市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依托优美生态环境和独特人文魅力，增强城市亲近感、认同感，为成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打响品牌、注入生机、塑造优势。

　　“建设公园城市是以绿色发展理念塑造城市可持续发展新形态，探索以生态价值转化为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上个月，范锐平在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再度对此作出阐释：未来成都将以价值转化构建公园城市实现路径，以生态空间天府绿道为载体，植入文化旅游等商业场景，带动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充分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扬州对建设“公园城市”，则有着不同的价值考量。

　　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在《公园城市》一书中写道：“无论是大城市、中小城市，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东部还是西部，普遍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绿色生态的、功能齐全的公共活动空间——城市公园的缺失。作为公共空间的公园是满足所有市民需要的必需品，公园更是宜居城市的关键，真正宜居的城市一定有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一定是公园城市。”

　　记者了解到，扬州启动公园城市建设，始自2012年底扬州瘦西湖畔“老体育场”动迁风波，老百姓对于运动公共空间的需求引起扬州市主政者的关注。在老体育场拆除后，距离不远的宋夹城考古遗址公园被打造为免费的体育运动休闲公园。

　　自2014年至今，在谢正义的推动下，扬州新增300多座大小各异的城市公园，主城区的公园数量一度超200个。

　　谢正义还曾撰文称，公园不仅惠及百姓，也重塑了城市。“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形态以生产为主导，强调功能分区，公共活动空间以街道和商业区为主，少量的成片绿地也是位于居住区和工业区之间的生态屏障，不具有可达性和可入性。推进公园城市建设将公园体系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市民公共活动空间从以商业街区为主到以生态体育休闲公园为主的切换。”

　　不论是通过生态价值促进城市产业发展，还是用生态价值提升生活价值，“公园城市”正在为城市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看来，各地兴起“公园城市”热，注重人本主义、提升环境宜居性是因素之一，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城市主政者对如何提升城市吸引力的关切。

　　“近年来，公众对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建设‘公园城市’的根本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从而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源流入，促进城市发展。与以往的‘森林城市’、‘生态城市’建设相比，其实是对城市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邱爱军说。

　　建设“公园城市”不等于建公园

　　也有业内人士向南都记者指出，建设“公园城市”，不仅契合公众对城市空间更绿色、更宜居的愿景，同时也折射出城市面临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压力。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一直远远落后于联合国最佳人居标准。

　　据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2018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去年，城市建成区绿化率为37.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4.1平方米，远低于联合国公布的最佳人居环境标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60平方米)。另一组测算数据还显示，到2035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将达10亿人，城镇生态需求和生态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南都记者梳理目前已将“公园城市”做为建设目标的15城市的相关表述发现，尽管各地对“公园城市”的概念内涵有不同理解，也设计了不同的操作路径，但为城市添绿、建公园，都成为各地的一项“标准化”操作。

　　建设“公园城市”是不是就等于大兴土木“建公园”？多位专家学者就此向南都记者指出：如果简单画等号，是对“公园城市”理解有误。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担任过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的吴志强多次谈到“公园城市”的概念内涵。在他看来，公园城市不是“公园”和“城市”的简单叠加，而是“公”“园”“城”“市”四字的含义总和。

　　其中，“公”代表了公共性，对应公共交往的功能，譬如过去很多漂亮的公园都被“围”在院子里，老百姓不容易进去，公共性即设施开放给大众，让百姓受益；“园”泛指各种游憩境域，对应生态系统；“城”对应人居与生活；“市”对应产业经济活动。概括说来，“公园城市”应是公共底板下的生态、生活和生产。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告诉南都记者，建设“公园城市”的关键是对城市品质的提升，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从多个维度考量，绝不仅是建设公园。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也向南都记者指出：公园城市建设是要推动城市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让城市更绿色。“如何让城市添绿有很多方法，城市应更多利用现有生态系统实现绿色循环发展。”李铁直言，有的城市放着周边自然生态不用，大量在城中造小公园，这就把公园城市理解错了。

　　焦点

　　动辄百亿投资，如何优化　公园城市的“投入产出比”

　　在公园城市建设中，各地主政者面临的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是：财政如何承担大量资金的投入？而相比产业园、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公园城市的“投入产出比”显然更低。

　　据成都市《天府绿道文化建设策划方案》显示，目前在建的1.6万公里的天府绿道将连接起区域内的主要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居民区等，成都市政府计划投资415亿元。另外，在建的全球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1275平方公里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其中仅环山景观大道建设项目投资即需近119亿元。

　　扬州在公园城市建设方面，也堪称“下血本”。公开报道显示，自2014年至2018年，扬州市政府已累计投入近百亿元，其运行维护成本几乎都依赖财政补贴。

　　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也在《公园城市》一书中坦言，在建设公园城市的过程中，扬州曾牺牲地方经济效益。以宋夹城为例，一块黄金地块是卖地皮做商业开发，还是种树建公园两者之间利益相差几十亿，在此过程中甚至要背上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

　　李铁告诉南都记者，按照目前大规模建设项目的模式来建设“公园城市”，对地方财政有相当的要求。“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城市。”在李铁看来，公园城市建设更应因地制宜，有的城市具备优越的自然条件，绿色植被丰富，在传统的城市格局上投入很快能增绿；但有的城市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资金方面都存在困难，建设公园城市需要全盘考虑城市自身条件、人口规模、收入水平以及急需解决的问题等。

　　邱爱军则直言，目前来看，公园城市建设或需大量资金投入，各地应准确判断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暂不宜匆忙上马“公园城市”建设。如何在大规模的建设投入后，实现正向的“增值循环”，已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命题。

　　李铁特别提醒：在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尤其要避免“盲目决策”。他举了个例子：某地市委书记曾介绍一个大型生态项目，计划绕湖修28公里的环形栈道实现绿色旅游的功能。“谁会去那里走28公里？平常一个人跑步顶多五六公里，28公里的步栈道没人去，得浪费多少投资？”李铁认为，在决策时，就应充分考虑投入成本和效益的关系，否则就将造成资源浪费。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胡洁也曾谈道：公园城市项目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造血”，公园等项目不能处于长期亏损状态，需进一步发挥其商业价值。

　　如何在上述困境下破局？就此，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园林署高级署长蔡福祥提供了新加坡的建设经验。他认为，城市的绿化和发展单靠政府推动是不够的，应注重推动企业、个人更多参与公园城市建设中。“新加坡在花园城市建设中，非常注重‘全民参与’，比如在社区组成居民小组美化住区环境，政府部门也与各方面公众合作修复园艺生态，公众参与能无形中提高他们对自然生态保护的意识。”蔡福祥介绍，新加坡还将200万棵树的信息录入电脑系统，公众只要打开相关网页就能看见树木分布、品种等信息，可就近参与树木的修剪和保护。据了解，新加坡的绿化覆盖率一直维持在40%以上。

　　李铁也告诉南都记者，“全民参与”是一种更节省公共资源、也更容易让公园城市发挥效益的做法。中国的公园城市建设也应更多思考如何调整当前政府主导的方式，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将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好项目留给企业，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其中。“政府有更多的包容，城市化进程会更绿色。”

　　据悉，目前，广州、深圳等地也已开始探索由公园的运营方自负盈亏的承包经营方式，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不仅提升公园的“造血”能力，同时也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