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院”）参与世园会的建筑设计的缘起是怎样的？

　　崔愷：建筑设计实际上是应规划委和世园局邀请之下参加的，以类似工作营的形式征集方案，主办方邀请了我们院、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Urbanus都市实践等，请建筑师分头做一些方案，开会相互当面提意见。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聚焦哪个项目选择哪个方案。中国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诞生的，其实我们团队在这期间也做了多个方案比选，最终推出了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的方案。

中国馆外景

　　WA：您如何解读世园会的主题 “绿色生活，美丽家园”？

　　崔愷：我很赞赏“绿色生活，美丽家园”这样一个提法。对于美丽家园，大家都是很憧憬的，尤其是对世园会来讲——花团锦簇，展览园艺的风景，把它和“美丽”联系在一起是不错的。

　　“绿色”这个概念在以往的世园会当中不够突出。以建筑为例，大多并不是真正体现绿色生活的场所。许多园博会建筑比较突出造型的象征性，真正体现“绿色”的部分不足，缺少对为人们提供绿色生活体验的关注。

　　园艺的传统源于农业文明，应该展现出田园风光，应该更自然，让大家到郊区体验一种放松的生活，而不是刻意地把这些形式表现出来。在本次世园会当中，这一点总体比原来有了进步。“绿色生活”这个主题让我更加看重如何通过设计来阐述绿色生活、田园生活的理念。

　　WA：中国馆的设计是如何回应世园会的主题的？

　　崔愷：我们对世园会的解读来自于农业文明、田园生活，因此我们特别不希望房子看上去就像城市里的建筑，而希望它更加接地气。实际上，中国馆最初的造型不是现在这样，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案，当时的核心想法就是创造有层层梯田的延庆山地田园风光。

　　所以，我们更看重的不是建筑的造型。大家现在解读如造型像“如意”等，都只是从形式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建筑来自于对场地的分析及对场景营造的考虑，是在建筑之外和建筑之内的一种考虑。

　　比如说为什么做成环形？我们当时考虑延庆气候比较寒冷，我们希望这个建筑在将来长久的使用过程中，围合出一个向阳、背风的环境。为什么做成人字形的屋顶呢？实际上是为了减少风的阻力，让风很容易掠过建筑，减少屋面荷载。为什么在下面建一个很大的覆土台子呢？是因为要减小建筑的体量，所以把大量的展厅放在覆土的下层，可以消解掉建筑一多半的体量。在上部的空间当中，我们也适当地进行了分解，不要让这个建筑横在这里而看不见山，只看见建筑。所以我们设计了一层架空空间、二层架空平台，都是为了让这个建筑通透，在游历建筑的过程中，人们能走到室外看到山景和湖景，创造一个跟世园会周边环境景观相融合的，背风、向阳的建筑。

中国馆外景

　　在设计中国馆期间，我们正好开始接国家科技部的绿色建筑课题。和以往的绿建课题不一样的是，这个课题是由建筑师领衔、创造适应地域气候特点的绿色建筑设计新方法。我们把中国馆作为课题所要求的示范项目之一。

　　当然，因为它是世园会的主体建筑，是一个公共展览建筑，显然它应该体现绿色建筑的理念。所以在刚才说的布局之外，对建筑的绿色节能系统也有一些考虑：比如我们用覆土来解决它的保温、隔热，让内部的温度比较容易达到稳定，减少空调和暖气的使用能耗。比如我们考虑到这个馆是展览植物的，所以需要很多的阳光，在屋顶上另外做了一层透明的膜顶棚形成温度缓冲层，有利于保持室内温湿度环境，有点像一个温室。同时，我们又考虑到大量的人的活动需要通风，所以设计了上部大空间的自然通风系统。我们将机械的方式放在地下，通过地道风降温，再把这样的风送到室内环境当中，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降调节气温，减少空调能耗。

　　建筑使用了太阳能光伏板。虽然屋面有限，装光伏板并不能完全解决它的供电，但是这是绿色建筑中的一个指标，即采用新材料、可再生能源，同时，光伏电池又有很多改进，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碲化镉的光伏玻璃，也带来了很好的美学效果。

　　刚才讲到的是“会呼吸”，此外，我们也是“可生长”的。可生长指两种，一种是巨大的覆土体本身上面有植物会逐渐地生长，让建筑更加融入在绿色中。另一种是指提供宽阔的公共空间，可以进行一定的改造。这也是“可生长”的逻辑，它可以适应不同的功能、适合不同场景的要求，可以改造，甚至还可以增加一些临时性的搭建，建筑不止一种面孔，它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可以承载特殊的要求和场景的临时要求。

中国馆外景

　　WA：可以将“可生长”这个概念理解为对中国馆在世园会结束后永续利用的思考吗？

　　崔愷：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为大型活动专门建造的设施在事件结束以后，往往处于某一种闲置的状态，不能被很好地利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设计之初就应该有所考虑。当然，这个考虑应该更理性一点，像庄惟敏院长所说的，有策划的理念在里面。但是在像世园会这样的项目上，建筑师是没有机会参与到策划当中的。总的来讲，将来这些场馆怎么用也是有一些初步考虑的，比如当时沿着园区围墙外面的道路留了若干的用地，规划的时候考虑将企业馆放在边上，会后企业馆就可以变成城市的公共建设。后来这部分没有建多少，但是预留了一些建设用地为会后发展留出空间。世园会将来会与延庆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城市公园。

　　对于中国馆这个建筑，我们保留了一些可能性，比如说可以继续用作展览建筑，底下的多功能厅比较大，也可以用于会议使用，总体来讲是大空间的再利用，用于举办各种活动。从现在的空间，它的设备配置，以及它比较靠近一号门的位置，这些都是能够在未来被很好地使用的条件。

　　WA：中国馆的设计与整个世园会规划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崔愷：中国馆的选址是在规划工作推进过程中选定的，周围的环境与当时选定的时候相比也有一些变化，因此为了应对周边的环境的不确定性，除了刚才已经提到的建筑本身体量的消解，我们采取堆坡的方式就能比较自然地与环境融合起来。这也是我们从以往项目中积累的经验。如果是很大的、独立的体量放在平地上，那么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通过外部的呼应来协调。而现在我们主动景观化了，这个场地本身的隆起、坡降等等，像是公园本身的一部分。从整体控制来讲，我们用的是使建筑主动融入环境的策略，由此消解了和周围景观的一些矛盾。

　　当然，如果景观、规划与建筑设计之间的互动性更强，沟通更及时，或许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比如，整体规划上，场地北侧的湖挖得较深，地平高度比我们预期的要低一些，于是在施工阶段时，我们发现中国馆北侧的体量比南侧的体量显得偏大了。再一个是其他的室外展场和我们这一组的建筑之间的距离似乎也近了一些。又比如说建筑前原有很多灯杆，后面调整取消了一些。出现这些变化也可以理解，总体来讲，完成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WA：中国馆流线安排又有怎样的特点？

　　崔愷：项目总体来讲是一个展览建筑：从一层一侧进去到二层，从二层穿过平台进入另外一层，从二层下到一层，利用场地的高差做了半地下空间。里面也有“水院”、多功能厅、会议室，也有将来预留给商业的一些服务空间。基本上，流线设计在初期就已经以一种“串联”的方式，把基本的功能安排进去了。当然也可以变成“并联”，作为会议用的时候用一侧就可以，另外一侧可以另外一组会议或者展览来用，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中国馆夜景

　　WA：中国馆内部对展陈设计是否也有一定的考虑？

　　崔愷：展览是中国馆的主要功能。坦率地说，在设计中国馆时，我们并不知道展陈的方案，尤其是中国馆里面有各个省市自己做的设计，哪些省市放在一起，流线怎么组织，负责总体展览策划的世园局有更详细的工作部署，一开始我们按照理想状态做过展陈的建议性布局和效果图，而完整的展陈设计是由其他团队完成的。我想，如果能够更早地与我们沟通展览的需求的话，设计或许可以做得更加有机、会有更好的互动。

中国馆内景

　　WA：您是如何理解“绿色建筑”的？

　　崔愷：原来“绿色建筑”的核心议题是节能环保，因此以前谈到这个的时候，更多是指“节能建筑”。我认为绿色建筑应该比节能建筑要宽泛一些，因为它承载了“绿色生活”“健康生活”，而不仅是“节能”一个单项的考核指标，会更有拓展性。以前在节能建筑中，我们一般采用的策略是加厚保温、体形系数，强调建筑的封闭感。但是从广义上来讲，我觉得绿色建筑不应该是这样，而应该创造更多可以享受的半室外环境，引导绿色的生活。更多地创造半户外空间的建筑方法，恰恰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智慧，无论是北京的四合院，还是南方的骑楼或者土楼，都是利用建筑的开放性和可调整性来适应气候特点，营造舒适的空间。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创新科研示范中心

　　绿色建筑节能还有一种是“行为节能”，我觉得这些是需要建筑师想一想的。比如，空间当中有没有让大家走到户外，还能够进行某一种休息、松散的非正式的交流的复合型功能空间，既是办公的场所，又是锻炼健身的场所，也是休闲娱乐的场所，也很有意思。如果设计得比较好，也可以不仅仅是乘电梯，也可以走路——可以用多种方式体验这个建筑，通过设计引导人们健康的行为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对绿色建筑的基本要求还包括自然采光和通风，节水、节电、节材，以及绿色施工和运维管理，只有通过这些才能真正实现节能环保的目标。

　　另外，我认为绿色建筑不应该只是建造新建筑，还包括如何把我们的既有城市逐渐变得更绿，也就是在旧建筑的利用上，如何有效地使用现有的建筑，延长它的寿命，在这方面我觉得要做的工作更多。把它加固是一个方向，更巧妙地做成“房中房”、注入新的功能空间也是有可能的。以一种新的理念、方式、策略使建筑能够更有意思地被利用、更低成本地被利用，使大家更广泛地接受这些既有建筑的价值，这个是很重要的，挑战也更大。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

　　WA：绿色建筑在中国有怎样的特殊性？它的发展前景如何？

　　崔愷：我们谈到绿色建筑，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一种节俭生活的基本理念。我们老祖宗在农耕社会中之所以可以一代代积累财富，总的来讲是因为中国人的逻辑是节俭的逻辑。这和西方是不太一样的。中国在近年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知从何时起养成了奢侈的逻辑，让外国人都目瞪口呆。而建筑文化的回归是回归到这一点上，不是进行文化的装饰——把琉璃瓦、大屋顶再用上——而是强调节俭的智慧。现在有很多浪费的建筑，例如大而无当的空间、奢华的装饰、不断追求高度的超高层等，是与绿色环保相悖的。

　　中国的绿色建筑在技术发展和设计理念方面，与国外相比，仍然存在一个滞后期，这些年在政府的号召下大家才开始行动起来。虽然我们也有节能标准和强制规范，但是我觉得还是停留在单项的节能方面的考虑，直到近几年才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建筑理念。在北欧地区绿色建筑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无论是在技术研发还是实施层面，他们对有机材料及再生能源的使用都已有了很多成功的案例，甚至有很多不仅在建筑层面，还在城市层面使用，比如垃圾排放系统，要远远地走在我们国家的前面。

　　但要说起中国的特殊性，我国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昂贵的绿色建筑措施难以落实。比如，为了要做绿色建筑，为了节省一定的电量，反而要增加不少成本。以前专门有人算过，光伏电池的使用寿命大概是15年，成本却远远高于交15年的电费。当然，近几年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加，这些技术手段的价格在降低，但是总体来讲绿色建筑总是给人一种要多花钱的印象。

　　我不太认同这一点，通过设计让建筑更加的开放、怡人，并不意味着要增加很多先进的技术、增加很多的成本。我们有一个“发掘传统智慧”的思路，传承传统的地域性的特点，相当于是少花钱、多办事。而这方面在欧洲不太明显，他们比较依赖于技术。我们接触的很多欧洲的有名的绿色建筑专家、太阳能专家，还是比较重视技术进步，这是他们的传统，更加重视做“主动式”。我们国家应该以做“被动式”为主。如今“被动式”也不再是过去比较保守的理解，而是以一种积极的“空间节能”“行为节能”的方法，去拓展建筑节能的可能性。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和西方不一样的特色，这是我比较期待的。

遂宁宋瓷文化中心

　　WA：近期中国建筑学会绿色建筑二级委员会的成立在当下有怎样的意义呢？

　　崔愷：国家越来越重视绿色建筑，社会也越来越呼唤绿色建筑的发展，但是在行业里面，有绿色建筑意识和理念的设计师并不多。原来只是以设备工程师为主，现在有了一批有志于从事绿色建筑设计的建筑师和专注研究绿色建筑的专家学者。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对行业起到更大的引导作用。我们做研究和实践，总结经验，找准设计方法和技术路线，提供更好的工具和协同平台，希望为建筑设计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使从设计理念到技术策略、设计方法，以及一系列的绿色产品和布品的知识信息都更容易获得。

　　目前我们集团正在做的绿色建筑导则，就是希望把像教科书一样的绿色建筑的知识体系变成在电脑桌面上可以随时查询的检索目录，让设计师知道做方案布局的时候有哪些绿色建筑的策略，针对不同的地域和自然条件，可以检索到参考的案例。我觉得这是让更多人能够方便地找到绿色建筑设计策略的一个途径。

　　绿建委有很多专家，期待可以进行更充分的交流和共同的进步，协力起来引领这个行业的发展。未来，绿色建筑不再是某种特别的分类，而是变成建筑的普适性能，也就是说，今后所有的建筑都应该具备节能、环保、健康的品质。

张家港金港文化中心效果图

　　WA：除了世园会项目，中国院还设计了哪些绿色建筑项目？

　　崔愷：我们现在所处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创新科研示范中心就比较典型。除此以外，我们在四川遂宁设计的宋瓷文化中心是按照绿色建筑策略做的，也很有意思，最近刚刚竣工。我们在江苏张家港、山东荣成的两个项目也是通过建筑景观化的设计，解决了绿色建筑需要的一些节能和隔热的需求。还有我们在海口做的市民游客中心也是这样，我们把原本建筑所需要的大空间变成室外灰空间，通过遮阳的大棚形成建筑的主体，大棚本身用的是木梁、木瓦等有机建材，这也体现出海南的自然生态特色。

　　这些绿色都是看得见的绿色。之前，绿色建筑上面看不到光伏板和太阳能热水器、地面上没有那么厚的保温的都不算绿色建筑，现在，绿色建筑可以结合不同地区的气候特点把自己的特色做出来。所以对我来讲，绿色建筑的策略和方法有利于创造出建筑地域性的特征。

山东荣成青少年宫效果图

　　WA：绿色建筑对于建筑学科的发展，以及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的核心体现在哪里？

　　崔愷：我认为，少扩张、多省地、节省土地资源是最长久的节能环保；少人工、多天然，适宜技术的应用是应用最广泛的节能环保方法；少装饰、多生态，引导健康生活；少拆除、多利用，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是最大的节能环保。这是早些年我演讲的时候提出来的，大家都比较认同，其核心理念就是节俭。树立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节俭为设计策略，以常识为设计基点，以适宜的技术为设计手段，去创造环境友好型的人居环境，这是我自己的生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