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59.58%，这两个数据是分别是1978年和201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

　　40年间，我国完成了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毫无疑问，我国的城镇化率还将继续攀升。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远未结束。”近日，在第四届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专家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昌智如是说。

　　2019年是城镇化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一年，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虽快，但积累的问题也多，主要表现为“不平衡”。“快速发展所积累的人群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不平衡、城乡要素的流动不充分等问题仍将长期存在。”陈昌智指出。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对此的解释是，西方发达国家是一步一个台阶串联式发展起来的，在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可以集中资源和精力，就干一件事，比如先搞工业化，而后城市化，之后加入信息化等。而我国自1949年之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前进，面对的问题和矛盾的复杂度自然高于一般国家。

　　当我国城镇化进入下半场，与其相关的工作亦开始进入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

　　在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祖才提到，2019年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向纵深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的重要一年。他表示，一年来城镇化各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道进一步拓宽；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的轮廓更加清晰；城市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体制进一步完善。

　　陈昌智指出，从1997年到2014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31.91%提高到54.77%。城市化率越高，城市数量也应该随之增多。但如今，我国一些特大镇在管理权限、管理方式上无法满足县市的需要，使得很多县市的一些增长潜力得不到有效释放。

　　今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准了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撤镇建市，成为我国撤镇建市的首例。从镇到县级市，不仅是行政级别的提升，更意味着从“乡镇”到“城市”的跨越，体现着城市格局的大变迁。

　　陈昌智说，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超过10万人的镇有235个，超过5万人的镇有882个。“这预示着今后镇建市会得到一定的发展，除了人口超过40万这样的特大镇设市之外，在各方条件成熟的地方，一个特大镇和两三个镇可以合并，设立县级市。”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根据1949年之后中国城镇化发展曲线进行了测算，他的判断是：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高达70%，城镇化增速将进一步趋缓。

　　城镇化进入下半场，面临着哪些挑战？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看来，城镇化就是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我们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公共治理的挑战。

　　“在城镇化治理过程中，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薛澜研究发现，中国的知识基础设施分布极其不平衡，以知识型基础设施最核心的高校为例，中国高校分布东西差异并不大，但是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内，不同地区分布差异大，超过50%的高校集中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很多二三线城市都缺乏优质的综合性学校。

　　为此，薛澜建议，国家需要关注没有高等教育机构，或者高等教育基础比较薄弱的中小城市的知识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