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

　　不能是按部就班的行动

　　和循规蹈矩的工作

　　也不简单是一个常规性

　　推动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过程

范恒山。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长三角一体化　国家区域战略演进新高度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其所涉及区域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共35.8万平方公里。

　　根据中央的要求，上海应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要各扬所长，“将长三角建成最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经济学家范恒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长三角区域地位特殊，其一体化发展事关全局，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与带动性。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十分重要，它代表着国家区域战略演进的一个新高度，将引领和推动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跃上新台阶。

　　“要成为国家甚至世界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要体现的核心要求有哪些？

　　范恒山：长三角区域作为当前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具有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好发展的优势与条件。因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理所当然应该把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的目标要求。长三角区域不仅要成为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还要成为国家甚至世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标杆。

　　而要达此目的，需要在保持增长稳定的同时，着力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一体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特别是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形成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高端高智的产业结构。二是要一体推动经济动能转换，即主要由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对中国而言，经济动能转换不仅意味着运行成本的降低与经济效率的提高，更意味着发展质量的提升。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也是从灰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从单一发展转向融合发展，包括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作为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一个关键方面，长三角地区要一体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而最重要的是推进体制与管理的创新。

　　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另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围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美丽家园为目标，推进社会治理变革与改善基本公共服务。

　　区域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城乡差距问题，如果把城乡融合搞好了，城乡差距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城乡融合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发展的空间、发展的能量，也是发展的质量、发展的形象，它也为打造美丽中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就城市创新发展而言，既有单一城市形象的改善，又有整个城市群形象的建设。而就城市群体而言，长三角区域与一般地区有所不同的是，要把长三角城市群打造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而这样的城市群不是几个城市的简单组合，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拼凑，而应该是各城市的紧密联系、深度融合和合理分工、相互补充。

　　就农村的创新发展而言，实现长三角乡村的全面振兴，不是一个简单的把乡村环境搞好变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推进农村制度的创新，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创新，推动农村生产力加速发展和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这就要求我们优化社会治理、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其中最重要的着力点就在于推进城乡融合。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平等交易，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体化的本质就是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

　　中国新闻周刊：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层面看，如何理解此次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范恒山：我以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体现出国家区域战略发展的新高度。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关键词叫一体化。什么是一体化？一体化的本质就是资源要素的无障碍自由流动和地区间的全方位开放合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不能是按部就班的行动和循规蹈矩的工作，也不简单是一个常规性推动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过程，它意味着深刻系统的变革、不同凡响的创造和不拘旧制的突破。换言之，它涉及从认知提升到利益调整、形式呈现到内容创造、硬件建设到软件改造、结构优化到动能转换全方位、全过程的系统变革和全面创新。

　　为什么要搞一体化？一体化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包括能够克服不良竞争，实现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做强做大比较优势，能够聚集优良资源要素，以区域最高水准形成创新创造力。通过一体化，有利于形成和强化竞争优势，成为全球创新极点和世界发展高地。

　　在通常情况下，一体化需要两个基础条件：一是相关区域都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强的经济实力，二是区域合作已有较好的基础，地区间的许多关键领域已实现对接融合。长三角区域具备这样两个条件，所以它成为了国家实施一体化发展的试验区域。一体化不单是分类指导，对于一体联动而言，它也是一种高级形态。因此，从区域发展战略演进角度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体现着国家区域战略发展的一个新高度。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中央或国家有关部门也曾多次对长三角区域发展出台文件或规划，能否谈谈这次出台的规划纲要与它们的区别？

　　范恒山：国家对长三角区域的发展多次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并量身打造了一些重大的战略文件和区域规划，我差不多都参与了相关的工作。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依据这个指导意见，2010年5月，国家发改委编制印发了《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2016年6月，国家发改委又编制印发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刚刚公开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既体现了同已有政策文件和发展规划的承继和衔接，可以说一脉相承，同时又根据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要求，做了完善、提升和创新。我们看到，这些文件或规划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构造、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等主要内容安排方面，体现了一致性，例如产业方面，仍然强调要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等，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和未来的需要。

　　如提出要围绕“十大领域”建设一批国家级战略型新兴产业基地，形成若干世界级制造业集群；聚焦“十大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面向“八大领域”，加快培育布局一批未来企业；围绕“九大服务业”，联合打造一批高水平服务业集聚区和创新平台等等。

　　此外，各个文件和规划所体现的侧重点也是有差别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侧重点是这样一些关键词，即“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而要达到的要求是要形成“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

　　需要强调的是，过去所出台的这些文件或规划，对推动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为今天实施新的规划纲要、推动一体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扎实基础。

　　“长三角区域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

　　中国新闻周刊：请你谈谈长三角区域具有的比较优势、存在的主要难题以及解决的基本路径。

　　范恒山：首先，这一地区发展基础厚实，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有利于支撑一体化发展中必须付出的相关成本；其次，市场体制建设领先，有利于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一体配置；再次，这里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交流合作开展了数十年，各地区在许多领域已经有了深度合作和对接，并且，还形成了“统分结合、三级运作”的良好合作机制。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一地区人们改革意识较强，信用道德水平较高，一体发展的意愿迫切，这是推进一体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长三角区域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这种优势既体现在产业发展方面，又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上海综合基础好、创新能力强、试验平台多、国际化水平高；江苏制造业发达、科教资源丰富、开放程度高；浙江数字经济发展领先、生态环境优美、民营经济比重大、体制机制较活；安徽创新潜力足、生态资源丰富、内陆腹地广阔。各地区的这些比较优势不仅在其内部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就地区之间而言，也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推动的。

　　下一步，要进一步强化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绝不可以借一体化之名，遏制甚至抹杀各个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否则，就毁掉了长三角区域继续发展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的路径是，继续做强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做强区域整体的比较优势，继而把这种区域比较优势提升为国家竞争优势，再通过努力推动成为全球竞争优势。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坚持问题导向。从当前看，长三角各地区从思想认识到发展基础、从硬件设施到软件要素，都存在着不平衡的状况。所以，要从提高思想认识入手，扫除一体化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克服局部利益约束，站在全局高度来立规行事；要抓住薄弱环节，加大补短板的力度，通过一体化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前面谈到，作为实施一体化战略的重要基础，长三角区域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范恒山：我了解的情况是，经过这些年的深入探索和精心打造，长三角区域已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支撑一体化战略实施的“三级运作、统分结合”机制。

　　据有关资料，早在1992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前身“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就已经在地方政府的酝酿下自发设立。1997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正式成立，成员城市从15个逐步增加到2013年后的30个。在组织架构上，形成了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协同运作的机制，即“主要领导座谈会明确任务方向、联席会议协调推进、联席会议办公室和重点专题组具体落实”。长三角区域合作采取轮值制度，每年由一个省（市）作为轮值方。

　　中央层面成立了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对重大事项及时研究决策；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的推进协调。长三角三省一市也联合设立了区域合作办公室成立，分别抽调有关工作人员进行合署办公。上下协同的组织构架，将有力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扎实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