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们面临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文化时代。在技术时代所涌现的新兴艺术中，电影艺术可以说是技术对艺术影响最为直接的代表之一。电影艺术的创造过程包括了与技术性能息息相关的许多因素，例如，镜头特性、色彩还原、景别、光线、视角、摄像机运动形式等等决定了电影艺术外在形式创新和内在语言结构演进。数字技术介入电影后，那些原本只能通过对现实拍摄或使用高难度特技效果来实现的电影影像，完全可以由数字技术来实现，而数字影像甚至比那些“物质现实的复原”显得更加真实。在数字技术对电影美学表现力的技术提升中，影像的时空和画面不再局限于物质现实。观众面对的将不是与其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事实的画面再现，而是对远离现实的整个宇宙的想象性的全新表现。著名计算机雕塑家伯恩海姆在《智能系统的美学》一文中曾总结道：“计算机最深刻的美学意义在于，它迫使我们怀疑古典的艺术观和现实观。计算机通过混淆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混淆内与外，否定了这种要求纯粹客观性的幻想。”在数字虚拟技术的影响之下，电影艺术在审美生成、审美内容及审美接受等各方面呈现出崭新的美学特点。

　　首先，虚拟现实技术不仅可以把现实，而且还可以把非现实对象化、直观化，从而模糊现实与非现实的区别，打破了两者之间的严格界限，实现了观影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实时性。当人们受到的视听感觉刺激过于强烈、真实时，人类大脑有可能会因为分不清影像与客观物体的区别而做出相应反应。这种情况下，看得见的世界不再真实，看不见的世界也不再是梦想。同时，在技术武装下，电影可以通过直接作用于人体的一系列传感器对人的各种感官产生全息影响力，更进一步加强了受众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审美实时性，从而缩小了艺术与客观世界的距离，促进了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这一后现代美学追求的实现。

　　其次，传统电影传播与接受都是单向度的，比如，情节发展以及人物性格塑造等都固定不变，欣赏者只能被动接受，而数字技术则可以为欣赏者的审美“能动性”提供技术保证。例如，在北京天文馆新馆的数字宇宙剧场中，观众可以观看互动电影《神奇的宇宙》。在环形屏幕上，观众可以了解宇宙中的各色星辰，包括银河系、太阳系、人马星云、黑洞等，通过座椅扶手上的操作键，回答银幕上提出的问题，以及参与投票，选择旅途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木星”还是“火星”。后现代主义艺术在接受美学上的一个特质就是艺术家和受众共同接受具有交互性主题的意愿，在数字技术介入之后，建立在虚拟现实空间的审美活动契合了 “接受即创造”的美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艺术欣赏方式的发展趋势。

　　再次，虚拟空间或数码幻觉可以在审美主体身体上生成伴有意识和意义的特殊审美感受，艺术主观内容唤起的情感与原始刺激唤起的情感日益显示出一致性。这些原始刺激不再通过真实手段刺激观众的相应感官来完成，而是通过逼真的技术手段，仅仅通过刺激观众的视觉、听觉来达到刺激观众其他生理感官的效果，并在这种效果下产生沉浸性审美体验。在这里，“审美”更多的是指“感受美”。被黑格尔称为“实践性感官”的嗅觉、味觉、触觉及相关设施逐渐成为新的艺术审美元素。如果说，审美距离有助于对艺术作品理解上的升华，从而达到美的境界的话，那么这种虚拟现实的方式使得观众更快地进入影像展示的情境之中，并在沉浸性审美体验中进入“移情”状态。

　　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其著作《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指出，技术以悖论形式存在，“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科学技术与人文的整合已经以空前迫切的姿态被提上人类的议事日程。虽然数字技术使人摆脱了自身有限性，能够对自己的智力和思维进行模拟，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转换中，人们获得了空前自由。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技术不可能使人成为自主的，不可能使人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在数字化平台中，人与自然、人与真实的艺术品愈加疏离，而艺术欣赏主体的能动性和对艺术作品最本真的感受力也可能随之减弱。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曾将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由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所培养的人称为“单面人”。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使得理性得到空前张扬，而感性和情感因素则黯然失色，异化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

　　得益于技术的创造力，数字电影不论在影像还是音响方面，都给受众带来全新的震撼式感受，这种强大的技术冲击力容易在电影观众和电影创作者中产生一种重技术炫耀、重感官刺激而忽视审美意蕴的倾向。当人们置身于虚拟现实中，一切都是完美的，审美成为不知不觉的、自动的活动。这种自动的审美活动内含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审美的“自动化”可以将理性与感性、艺术与技术、实用与审美统一起来；但同时，审美的“自动化”将倾向于使审美活动在虚拟空间中的展开流于表面，限制了升华的范围，减弱了升华的需要，淡化了深度的理性渗透，从而使得在审美接受的效果上，若与一些传统的审美艺术相比，难以达到 “启悟”“沉醉”以及“诗性的思”的哲学高度。

　　德国技术哲学家F·拉普曾说：“实际上，技术是复杂的现象，它既是自然力的利用，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任何一种技术其实都包含着人文因素。如何有效地利用技术，使其与人文精神更好地并轨，是我们目前在面对飞速发展的技术进步时的首要问题。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问题》等著作中认为，天、地、生命、神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但是技术打破了这个整体，造成了它们的分离和对立，然而，他也认为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拯救力量，“技术之本质必然于自身蕴含着救度的生长”“我们愈是邻近于危险，进入救度的道路便愈是开始明亮地闪烁……”海德格尔把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与艺术领域的沉思有机结合起来,为人类指出了一条从技术统治到审美解放之路。在技术飞速发展、传统美学和人文文化正面临转型的今天，“数字化生存”已逐渐成为人类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并且在将来会成为人类“艺术化生存”方式的重要物质基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发展可以为新的文化精神的塑形提供某种有价值的思考和借鉴，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弥合现代科技与传统人文精神之间的鸿沟做出有意义的尝试。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新媒体艺术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