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来看，我国五年规划编制是一项系统性工作，规划由“三级四类”构成。“三级”即国家、省、市县，“四类”即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空间规划。国家发展规划居于规划体系最上位，是其他各级各类规划的总指导。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均须依据国家发展规划编制。

　　 “十四五”规划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贯穿2021~2025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编制好“十四五”规划，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必须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深刻认识世情、国情的变化情况。相较于“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编制不仅需要在总体规划上要有新的突破，在同时编制的专项规划系列中，也要根据新情况增加新的内容。为此，建议对进行了六年多的“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十四五”专项规划的编制。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核心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挖掘新动力，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六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以先进的理念、务实的做法、广泛的包容性，点燃了世界各国人民在新时期合作发展的热情。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际倡议能像“一带一路”倡议这样受到如此广泛关注和参与。

　　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除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增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应对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外，共建“一带一路”具有自身的经济学基础和由此决定的内部经济循环路线是一个重要基础。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的三个供给要素，即庞大的产能、先进的中高端技术和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与沿线国家每年高达5000亿~7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需求正好对接，构成了全球合作共赢的微观经济基础。发达国家加入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又对提高项目质量和提振世界经济发挥了作用。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共建，实现微观上的合作共赢和宏观上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把其内在的红利变为现实的财富。正因为有这个内在的经济基础和盈利模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世界各国务实合作的平台。“一带一路”通过提供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国更加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在硬软两个方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途径、抓手和平台，从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

　　正因为“一带一路”存在如此合作共建的内在经济基础，“一带一路”建设受到自身规律的支配。理论上，中国存在由自身要素禀赋和结构决定的供给规模边界，合作建设的发展中国家也有由合理负债规模决定的需求规模边界。这意味着，在一定的周期内存在一个合理建设规模问题。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有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作为一个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内容又极其广泛的国际合作倡议的具体实施，更需要把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的“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的七条主张具体化。同时，国内各个地区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要把国家顶层设计和本地区的发展重点结合起来推进，也十分需要对国家布局的重点和规模有准确的预期。对目前国际社会存在的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不透明的舆论，我们也必须以适当的方式作出明确的宣示，进一步回应国际社会，并进一步动员国际资本参加“一带一路”共建。以上这些因素说明，在编制“十四五”规划之际，十分需要对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这既是促进其今后走深走实，取得预期效果的重大措施，也是丰富和加强“十四五”规划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的必要内容。

　　从历史来看，我国五年规划编制是一项系统性工作，规划由“三级四类”构成。“三级”即国家、省、市县，“四类”即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空间规划。国家发展规划居于规划体系最上位，是其他各级各类规划的总指导。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均须依据国家发展规划编制。其中国家级专项规划是指导特定领域发展、布局重大工程项目、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引导社会会资本投向、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一带一路”建设”十四五”规划就是属于这一层次的国家级专项规划。

　　当然，开展“十四五”“一带一路”专项规划编制，并不是再去搞具体的项目本子，搞项目和资金额度分配，而是以“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内容，在分析其需要的各项充分条件及其满足程度基础上，明确发展思路、发展重点和基本规模，形成“十四五”期间共建“一带一路”基本蓝图和行动方案，进而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在实质上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