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里古镇——一个沉睡在龙川江河谷中一个世纪的小镇；这座“盐城”在唐宋时期的辉煌，被当代资本主义浪潮冲洗得一干二净。但现如今，历史的痕迹仍然闪烁在里里镇的大街小巷，整个小镇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传统城镇格局。2019年5月10日，在雄厚的文化积淀之下，响应国家号召，以推广全民名阅读和文化传承的国企书店“澹泊书院”在里里镇开张了。

“澹泊书院”前厅。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仿古又精致的装潢门面令书店在这条稍显破败的旅游街中有些格格不入，但在网上，“澹泊书院”项目被评价为是“建设书香社会的文化载体”，数篇报道中还曾多次赞赏到书店与文化的融合。从旅游经济角度来看，书店似乎还能“对里里镇进一步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助推乡村振兴起到积极作用。”这些赞美愈发引人好奇，澹泊书店究竟是怎样镶嵌在这座古城中的？当地人对书店的真实想法又是怎样的呢？

　　安静的书店背后，或是暗潮涌动的管理规则与政治制度之间的撕扯与平衡，或是经营实体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精彩博弈，亦或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错位的浮现。

　　“公共”的书店 “弹性”的管理

　　初次进入里里镇，笔者就被这家书店吸引。在老街上，两侧商店的房子和装潢带有明清风格，挂着大牌匾、红彩带的澹泊书店格外光彩夺目。店内主要分为三个区域：前厅、后厅和庭院。一进门右手边是字画展示区和书架，其中最右侧两列是政府捐赠的可租借书籍。

　　整个内厅摆满了里里镇的老照片、老物件，有一张可供阅读的大木桌和一张配有精美茶具的茶桌。内厅的右手边有两扇落地木门，门外就是铺着小石子路的庭院了。庭院里有两张圆木桌，桌上撑着一把硕大的手工油纸伞。木桌的背后是一个用鹅卵石搭建成的小池塘，池塘背后还有一个简易公厕。这家书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配置可谓是赶超国内一线城市的“网红书店”。

书店内厅、后院

　　书店虽打着“公益”和“免费阅读”的口号，70%以上的书都是用崭新的塑料膜包装好的，并且读者不可在店内拆阅。可供阅读的书不多，以政府捐赠的地方书籍、党政材料和四书五经为主。店里的书都是“仅此一本，售完无补”，库存也从未更新过。如若读者想进内厅自习，则需要上交包包至前台寄存，其理由是店长担心“有人偷书”。书店内不提供水，小店长告诉我“茶水都是给领导喝的”。

　　从管理上来看，书店的营业时间弹性非常大。据当地居民反映，书店总给人一种“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开门”的感觉，而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发现，书店的营业时间与时刻表吻合程度不大，却与店长的个人生活时间有很强的联系。从基础设施上来看，书店未配备相应消防装备、桌椅冒油、房屋渗水、瓦片开裂和纸伞损坏等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而无论是管理还是基础设施上所存在的疏漏，都似乎是历史已久的“遗留问题”。店长对此类问题的态度却比较消极冷淡，表示并不是自己的管理范围，需要“上面的人”来处理。

　　观光者与阅读者的矛盾

　　游客是书店的主要客源之一。对于他们来说，书店更像是一个旅游景点、拍照打卡圣地。多数游客对书店的装潢和内部陈设赞不绝口，看书和买书的却很少。而对于许多当地居民来说，他们并不知道书店是某国企书店的一个公益项目，顾客可以免费借阅书籍。大部分在主街上做生意的居民只在书店开张时去过一次，他们的孩子反而是书店的主要客源。但因为书店开门时间不固定、不能撕开包装膜阅读、孩子们曾因为吵闹而被店长轰出去等原因，人们对书店的期待和热情与开张时相比消减了许多。

　　据笔者观察，观光者与阅读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尤为明显。有一天，笔者在前台工作，突然从内厅跑出来一个小女孩，“姐姐，我和甜甜（另一位小女孩）在里面看书，那几个阿姨就要给我们拍照，你快进来看一看。” 笔者和她来到内厅，发现里面除了她们还坐着一些带着草帽、披着丝巾的阿姨们。她们有的在聊天，有的则举着硕大的镜头对准正在看书的小朋友们，“哎，你看你这么好看，让阿姨给你拍一张。”一时间，内厅变得闹哄哄的。笔者虽婉言劝阻，但效果甚微。

　　还有一次，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小男孩正倚靠在书架旁津津有味地阅读，一对情侣正好走过来在旁边拍照。那位女士靠在书架上摆拍，男士突然发现镜头里有小男孩，挥了挥手，“哎，你能不能让一让”。小男孩很腼腆，不敢说话，抱着书匆忙跑开了。

　　当旅游景点和阅读基地这两个双重身份在空间里相遇，不免有一方暂时占主导地位，而另一方只能相应地妥协、退让。

　　在笔者观察到的现象中，似乎被打扰到的总是阅读者。从书店的建设上来看：一方面，政府想利用书店做品牌宣传、吸引游客，提高古镇知名度；另一方面，国企书店又想借澹泊书店的由头响应国家政策、提倡全民阅读。而正是因为书店空间的身份拥有多样性，矛盾的火花在空间里碰撞得愈加激烈。

　　书店管理：参与方的不同诉求

　　笔者与多名政府工作人员交谈中了解到，现在进澹泊书店阅读的人并不多，但是作为文化旅游基地，书店却是一个深受各游客和各领导、视察组的青睐的地方。政府在这个项目中并非看中“有多少人坐进去看了多少书，而是一条抖音小视频、一段朋友圈，把里里镇宣传出去。”

　　里里镇文化站站长向笔者介绍，“它（澹泊书店）的环境设施很好，是旅游区必备的东西，也是我们里里镇唯一的门面。但是大家都嫌弃澹泊书店麻烦，没有人管……现在是政治需要，所以开了，上面的（省）往澹泊书店里面贴钱，卖多少书没关系。一般领导来里里镇都会来澹泊书店走一圈。”

　　似乎正是因为政府将澹泊书店当成自己的“门面”，政府职员在书店的管理上其实有很大的话语权，而书店也在某些时候成为了他们的“私人会所”。

　　据刘店长描述，政府的人经常突然打电话让她去书店开门。“我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都是刚刚吃完饭，喝得醉醺醺的，大家坐在里面‘吹牛’。他们就在那闹啊，大概闹到十点多钟也不走，我真的是没办法，我也不能一直等他们，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带。我就让我老公（钟副镇长）来喊他们走了。他们要是在里面把书什么的弄坏了，又是要我赔，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之后有几个晚上那些人又来了，在书店里耍酒疯，怎么都不走。但是那次到了差不多的时间，我就直接把钥匙交给他们，让他们关门了。可能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面子挂不住，之后就没怎么来了。你看，管这个书店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笔者发现，书店内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与冲突矛盾似乎全都指向了书店的管理与制度问题。

　　因为制度不明确而产生的“模糊地带”让各方在对管理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空间与“灵活度”。

　　而在权责分配的问题上，管理者则通过“我不知道”“不是我管的”等说辞推卸责任，让空间中的矛盾逐渐发酵。为了摸清背后的管理链，笔者将从店长、政府和书店三个角度分析书店管理中的张力与平衡。

　　据了解，澹泊书店由政府和书店共同运营管理，实际管理人是店长。但是他们三方多数时间是通过电话联系，书店负责人唐经理在开业三个月以来迟迟没有来店里考察。对于店长所反映的基础设施等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经理的明确答复。终于，在多方催促下，唐经理第一次来到里里镇考察实地情况。笔者通过与钟副镇长和唐经理的访谈发现，政府与澹泊书店在协作中似乎存在许多问题，其主要争端在于他们之间的协议以及正式员工的招聘。

　　从钟副处了解到，其实政府和书店一直没有签协议。他的爱人和帮忙照看书店的女儿都不是正式员工，书店和政府也没有发过工资。而且政府对澹泊书店的具体管理方式和书店的下一部发展计划并不了解。此外，政府认为，在雇佣员工方面，政府只需要支付其部分工资。

　　对于这件事，书店的唐经理又有不一样的解释。在他看来，招聘书店管理人员是政府的责任，他方只负责管理与支付部分工资。“书店现在已是正式运营。澹泊书店和政府有一个合作协议：政府提供公益性岗位人员，按照公益性岗位工资收入发工资，然后澹泊书店再每个月补助500元的工资。但是现在镇上的公益性岗位批不下来。而且最近政府换届选举，书记和镇长都换了，又不是原来的那批领导了，他们又要重新了解，时间肯定就没这么快了……他们现在找的人就是钟副镇的爱人，人员是有了，但是政策方面没有落实到位，所以我们也不好开展工作。”

　　关于店长身份的模糊性，侧面反映出政府与市场在书店建设中因职责不清而导致管理混乱。政府与市场的定位较为模糊，没有理清可经营性、准公益性、纯公益性等不同性质的项目，不同层级政府的投融资分工职责不甚明确，过分倚重地方财政资金。

　　基于店长从未收到过任何工资，店长对书店的管理开始有了自己的“小规则”与“新主张”。例如开门时间的弹性、不允许拆包装纸阅读、阅读前需上交书包、拒绝提供茶水等。澹泊书店之前对此并不知情，但是在了解此情况后，书店方却表示“我们也拿她没办法，毕竟现在人家在这里白干。”

　　而对于书店基础设施修理的问题，唐经理则表示“会一次性解决”，但是表示没有具体时间表。刘店长告诉笔者，这些问题她已经往上面（书店和政府）反映多次，但就是没有人管。

　　从社会关系的矛盾到空间的矛盾

　　从澹泊书店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各个管理阶层编织出一张程序技术发育不良、组织垄断性却极高的网络。拖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而它一再地出现，造成的一个意外后果信息过滤。对政府来讲，拖延作为一种信息过滤机制的成本是极为高昂的。“一次性解决”方案不仅未能割断遗留问题这个尾巴，反而让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矛盾愈演愈烈。

　　针对本文所描述的书店建构者的设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笔者认为这种落差或许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之间冲撞。吉登斯在自己的结构化理论中将社会互动与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空间是渗透于社会建构过程的内在核心因素之一，空间是具有内在社会性的。而空间的建构由在空间中的行为者、群体或制度所决定。

　　虽然政府将澹泊书店定为农村文化服务阵地以及全民阅读基地，但是这种至上而下的文化输入在当地并未有很大成效。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由于村民务农时间与书店营业时间冲撞、新媒体阅读冲击纸质阅读以及乡村文化资本积累不充足等现实问题，澹泊书店等最初设想并未很好地在里里镇实践。

　　从书店空间角度来看，政府制定的“实现两年内在里里省开100家澹泊书店”的宏伟发展规划是基于整体和全局的考量，是为了实现“促进城乡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国家治理目标，而人民的考虑却是更加的具体而真切，他们关心的是书店的实际作用、书店对自己生活的影响等。

　　结语

　　澹泊书店经营困局背后的神秘性与复杂性从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政府基于对社会的简单化管理而制定的发展规划常常与当地人的微观生活世界之间出现断裂，产生出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问题：那些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什么没有直接导致系列政策的直接失败？

　　从政策执行层面来看，虽然众多的现实问题常常复杂到让人难以预料，但政府的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的过程中，不同利益、目标的群体在不断地进行多元互动，并围绕一系列社会问题形成了国家、基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竞技场。正是因为中国社会运转的特殊机制中所包含的尝试与创新等特性，使得这些看似“失败的”宏观的发展规划最终能够执行，并对中国乡村社会产生一定影响。

　　（文中地点与人物均为化名。作者白雪纯系牛津大学化学系本科在读生。本文改写自作者参与第十届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撰写的田野报告。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由新南社会发展中心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