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及随之带来的城市建设管理上的诸多问题引发业界的广泛讨论。城市的公共卫生、社区治理、应急机制、城镇化模式、流动性、大数据等诸多方面得以重新认识。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无论在物质建设层面，还是运行效率方面都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面对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犹如面对17年前的SARS一样，我们的城市依然显得无力、慌乱和踉跄，这和我们40年快速城镇化之后城市所具备的光鲜外表、高技术设备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说我们的城市建设是3.0版本的话，我们的城市管理和城市人还是1.0版本。

　　芒福德曾经说，城市的一大功能是陶冶人和塑造人，“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的神灵，……从城市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够超越其神灵的禁限”。近年来，我们已经意识到40年城镇化的“上半场”我们的主要成绩在于城市建设量的累积和城市运行基本条件的具备，我们的不足在于质的缺失和对人的关心不够，并从设施的配备、城市的密度、场景等多个技术层面探讨高品质空间的条件，但从本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来看，我们城市发展最短的短板恐怕是现代城市的管理和现代城市人的培育。人是城市的主体，本次武汉疫情可以说是充分彰显。

　　关于现代城市的建设与管理如何应对疫情已经有诸多论述，本文仅就城市现代人的培育，谈一点粗浅的认识。说到城市现代人，恐怕有几个主题词：

　　一是理性

　　城市是各类要素高度聚集的空间，大城市尤其如此。在这个复杂的系统里，对于一个用40年走完西方近一个世纪城市化道路的中国城市人来说，如何认识它、运作它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吴良镛先生常说“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这就需要我们在城市的认知上、管理上必须讲科学、循规律。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首先强调的就是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这一看似平常的话语其实道出了前些年城市发展频出问题的根本所在。

　　仅就城市的规模而言，在过去一些年里，小城市希望成为大城市，大城市希望成为超大城市，超大城市希望成为城市群，这一思想其实贯穿于城市政府和普通市民之中，殊不知城市随着规模的扩张，其冲突点、风险点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我们看到的是人口、用地倍增带来的经济收益，却忘了倍增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做一个理性的城市人恐怕是第一位的。

　　二是讲公德

　　由于城市是所有人的城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大城市已经成为国际化的大都会，城市的公共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在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里，城市人的行为如何做到具有公共意识，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讲公德就十分重要。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违规经营、之后的管理失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营者、管理者乃至于使用者的公共意识缺失。

　　其实，不管是海鲜批发市场，还是高铁车站、商业大卖场，但凡是城市的公共空间，市民、管理者都应该具有起码的公共意识，分清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分清公共场合的行为和私人空间的行为，才能让城市这个所有人的家园真正具有开放性和安全性。讲公德恐怕是城市人需要做到的第二点。

　　三是自组织性

　　城市大了以后，它的管理方式和小城市相比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往往把一个大城市或超大城市看成是一个小城市的几何放大，其实大城市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规模的扩张。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大城市的管理越来越扁平化，无论是伦敦还是东京，都是基于若干片区自治管理的集合。道理很简单，对于小城市而言，任何突发事件的反馈决策链是短的，而对于一个大城市或超大城市而言，决策链就太长了（还不包括其中的阻隔），因此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形成高效有利的自组织系统是现代大城市管理的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决定中，就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要求，以社区为基础，充分发挥城市人自下而上的积极性，是大城市应对各种挑战的一个重要基础。
我们常说中国城镇化的“下半场”是城市发展从重“量”到重“质”，今天我们恐怕要补充一句，要从重“物”到重“人”。

　　（作者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城市规划》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