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近30年的城市建设，争建第一高楼或标志性建筑，极力凸显看得见的风景，忽略城市基本功能的状况值得深思。事实上，不显眼的生活设施正是城市的经脉所在，舒适度远比视觉形象重要。城市建设应更多考虑市民需求，把适合居住以及本地民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还应注重城市文化，其中文学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博物馆和书店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重视从内在视角出发进行城市规划、建设，一些中小城市在城市改造方面的某些实验性方案具有启示意义。

　　关 键 词：城市建设/城市基本功能/文化/内在视角/

　　作者简介：陈平原，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陈平原(1954- )，男，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说到“风景”，可以是名山大川，可以是乡野小镇，也可以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我的基本立场是：成为世人赞叹不已的风景，可以是城市的一项重要功能，但不该作为城市建设及发展的工作重心。理由是：风景的主要功能是观赏，而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居住与生活。分析城市的不同要素会发现，究竟哪些因成为风景而备受关注，哪些虽很重要，但因位置隐秘而不被关注；进而探析有没有可能更改观察的角度与评判立场，让风景呈现更为丰富的内涵，让城市更有活力、更有趣味，更适合普通民众居住与生活。①

　　一、风景之文野

　　假期出国旅行，东奔西跑，花钱买罪受，除了享受美食与体验生活，主要是看风景。乡下人进城与城里人下乡，都在看风景，只是观察角度与欣赏趣味不同而已。随着文化交流频繁、民众收入增加以及教育水准提升，不同人群的欣赏趣味也在逐渐接近。面对壮丽河山，不同种族、语言、教养的人群，欣赏趣味比较接近；但面对历史文化遗产，就大不一样了，趣味相差十万八千里。

　　姑且把山川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称为“野风景”，而把建筑等人类智慧的结晶称为“文风景”，当然也就有了文野兼备的“双风景”——仿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命名。实际上，除了出生入死的探险家，一般人看不到没有任何人工痕迹的“野风景”。而聪明且谦卑的建筑师，也会在设计时恰如其分地引入大自然的因素，是谓借景。因此，文野之分，只是大致而言。

　　对于风景文野的理解与鉴赏，画家无疑是最敏感的。在中国山水画中，着意绘制名山胜水，历来别有幽怀。五代南唐董源的《潇湘图》、北宋宋迪的《潇湘八景图》，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代仇英的《南都繁会图》，江山形胜与都市风流，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欣赏趣味。而随着城市繁华、文人雅兴以及旅游业的发展，明中叶以后，采用组画形式，表现本地实景山水，成了金陵画家的一种创作时尚。都市风物的图像表达，包括气势万千的长卷以及便于传播、价格低廉的版刻。且不论绚丽多彩的长卷《皇都积胜图》《南都繁会图》，仅就晚明朱之蕃编、陆寿柏绘图的《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以及清初高岑编绘的《金陵四十景图》而言，后者兼及审美眼光、地理知识以及旅游趣味，在一系列图文互动中，蕴含着某种地方意识、文人情怀乃至政治意涵。②

　　从晚明的《金陵四十景图》到晚清的《申江胜景图》，再到晚清画报中众多关于上海建筑的介绍(如1909年至1910年《图画日报》中将近150幅的“上海之建筑”)，传统名胜古迹逐渐让位于代表新的生活方式的西洋建筑。这一风景从野到文的转移，乃近代城市崛起带来的经济实力以及审美眼光的变化。可以这么说，从晚清开始，伴随着西学东渐以及城市化进程，无论文人、画家、官员还是百姓，都越来越看好高楼的实用价值及象征意义。

　　最近30年，中国城市流行大拆大建，其面貌真的是“日新月异”，既让人振奋，也让人担忧。除了特别敏感地区官员不敢乱来(如拉萨八廓街的改造工程)，普遍状态是主政者大手一挥，当即平地起高楼。事实上，城市规划及建设一旦出错，不管是建还是拆，纠正起来都很难。有的要用一两代人时间(建筑寿命起码几十年)，有的则是无可挽回(如北京拆城墙)，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极少有哪个官员因胡乱决策、糟蹋大好城市而受到严厉处罚。在主政者看来，因“开发”城市而铸下大错，那也属于好心办坏事。

　　基于此思路，最近30年的城市建设，虽然也讲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但主调是“自铸伟词”，也就是眼下中国正热火朝天展开的争建第一高楼或标志性建筑。所谓标志性建筑，包含财富、技术、趣味与想象力，因此，可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来阅读。比如逛广州城，就可借五个历史意涵丰富的标志性建筑观察风景变迁背后的意识形态。

　　广州号称有两千多年建城史，可参观遗址不少，但要说抬头可见、过目不忘的，莫过于以下五座建筑。首先是越秀山上的镇海楼，是明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扩建广州城时，在越秀山顶修的建筑，俗称五层楼，现是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到过广州的游客大概都会对那些可以避风雨、防日晒且兼具商业功能的骑楼街印象深刻。这种适应亚热带气候的建筑形式，并非广州人独创，而是先新加坡，后香港，再因张之洞、陈炯明的先后倡导，20世纪初期陆续建成。目前西关老街是此类骑楼最集中也最具观赏性的地方。1956年广州市长朱光要求，要创作一个能代表广州形象的标志性雕塑，就像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和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等一样，于是有了我们熟悉的五羊雕塑。这座城标性雕塑1960年建成后放置在越秀公园内，今天仍是游客拍照的好地方。像我这样因恢复高考而得以走进中山大学的七七级大学生，谈及1983年开业的白天鹅宾馆，至今仍倍感亲切。它矗立在珠江边，坐拥520间豪华客房与套房。在今天看来很平常，但作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五星级宾馆，当初曾被大量报道。以至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人们很难完全忘却其曾经的靓影。当然，当下最抢眼的广州风景，莫过于总高度600米、2010年建成并对外开放的广州塔，俗称小蛮腰。小蛮腰位于城市新中轴线与珠江景观轴交汇处，和举行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海心沙岛以及珠江新城隔江相望，是目前观赏新广州英姿的最佳场所。概言之，广州最近700多年的历史，借助这五座标志性建筑，很容易串联起来讲述。

　　20多年前，若从北京入境，步出首都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迎面就是大幅广告画，上面有西安兵马俑、敦煌莫高窟、北京天坛，当然也有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这很符合那个时代外国人对于古老且神秘的中国的想象。这些年明显变了，中国各大机场的广告，或电视、报纸、新媒体中的城市形象，正越来越多地出现摩天大楼的身影。古迹与高楼，前者代表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后者象征我们的技术与财富；前者稳重平静，后者龙腾虎跃；前者数量恒定，后者则与日俱增。

　　为何某些城市你没去过，但感觉很熟悉?就因为其标志性建筑在大众媒体中经常出现。正因公众的阅读趣味与大众传媒相互激荡，使得某些特定的“风景”迅速崛起并野蛮生长。这些代表性建筑，因其可视度与观赏性，更因其代表财富与技术，还有就是“雄心壮志冲云天”，而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建设的宠儿。

　　二、高楼的迷思

　　不管是招商引资，还是旅游观光，知名度很重要。而在决定风景的知名度方面，图像比文字更直观，也更有冲击力。以“观看”而非“阅读”的姿态看待城市，重修作为历史文物的古建筑，远不及建设规模宏大且设计奇特的现代建筑来得抢眼。对比中国台湾著名画家杨三郎的“台北旧街”与今日台北101大楼照片，除了文艺人士，一般不会倾向于前者。同样拍摄香港维多利亚港灯光，50年前的温馨与今天的璀璨相比，后者无疑更容易吸引游客。

　　说城市让人“过目不忘”，与表扬城市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意味着城市声誉，意味着旅游业，更意味着GDP，还有官员的政绩。因此，很容易理解，最近30年中国的城市规划中最受青睐的是建高楼，而且越高大、越奇特，越容易得到领导的青睐。此举不仅拉动GDP，美化城市形象，体现大国雄心，说不定还有大工程中隐秘的权钱交易。

　　借建设摩天大楼来炫耀人类的科技成就，展示这个国家或城市的财富与时尚，如此“高楼崇拜”，全世界都曾有(或仍有)这种抑制不住的冲动。只是因近年中国经济状态好，发展快，雄心大，问题显得尤其突出。有钱、上进、繁华、虚荣——若再凑上大国雄心，那就更是一发不可收。近30年乃中国高楼及标志性建筑的黄金时代，全世界著名建筑师都跑来中国竞标，而且很容易获得成功。

　　这就涉及如何看待今日中国普遍存在的“高楼迷思”。曾有记者描述中国人“摩天”的冲动，罗列诸多触目惊心的数字，如截至2012年，美国有533座摩天大楼，中国则有470座摩天大楼；但中国在建摩天大楼还有332座，占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的87％。预计至2022年，中国摩天大楼总数将达1318座，是美国536座的2.5倍，其中80％将建在中小城市。数字过后，便是某名人断言：“当今中国各大城市兴建摩天高楼则是一种‘暴发户’式的炫耀，更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因为摩天大楼已经不再是技术、先进、时尚和实力的唯一象征，这种模式已经过时了。”③可是没有用，“冲动”本就是非理性的，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所能劝告或说服。这股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高楼建造热潮，如今正席卷中国的大江南北，而且势不可遏。

　　2012年5月11日福布斯中文网刊出“世界最高建筑排行榜”，具体排名是：第一，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160层，总高828米；第二，中国台北101大厦，高508米；第三，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高492米；第四，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国家石油公司双塔大楼；第五，南京紫峰大厦；第六，美国西尔斯大厦；第七，上海金茂大厦；第八，香港特别行政区国际金融中心大厦；第九，广州中信广场大厦；第十，深圳信兴广场大厦。中国冲入前十的大厦如此之多!这还是2011年的世界最高建筑排名，现在呢?网上传播甚广的“2017世界十大高楼排行”，看得人胆战心惊。第一还是迪拜塔；第二苏州中南中心，目前处于在建状态，塔冠最高点729米，建成后将成世界第二高楼；第三武汉绿地中心；第四上海中心大厦；第五位于麦加的皇家钟塔饭店；第六位于深圳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第七天津高银117大厦；第八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第九广州东塔；第十位于北京的中国尊——请记得，这排名第十的中国尊，设计楼高528米，比原先的世界第二高楼中国台北101大厦还高出20米。目前已建成或在建的世界十大高楼中，中国大陆竟然占了七席。大概，在中国人看来，很难想象一座国际性大都市没有让人惊叹不已的摩天大楼。

　　今天的摩天大楼热，早已不仅是为了利用城市土地，促进商业繁荣了，它更像是一个城市的面子，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效益。为什么非要竞争十大建筑不可?因为十一、十二就不怎么入人眼了，传播效果不佳。在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倘若某建筑被关注，等于是这座城市的免费广告，其视觉形象会自己长腿，跑遍全世界。

　　除了摩天大楼，还有各种让人过目不忘的标志性建筑。官员、开发商以及游客的审美趣味，共同塑造了今天中国的城市形象。比如，今天谈论北京，不能只是天坛、故宫、天安门广场，“水煮蛋”(国家大剧院)、“鸟巢”(国家体育场)等新建筑的名气，一点都不比这些传统名胜低。而这些新崛起的标志性建筑，单个看都很漂亮，但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度、与整个城市历史文脉的关联性，则很值得怀疑。比如，清晨或夕阳下的国家大剧院，确实很漂亮；华灯初上时，更是温情脉脉。可无论上下午，当你开车经过长安街，接近“水煮蛋”时，大剧院屋顶钛合金的阳光反射都格外刺眼，让人很难受。而站在景山顶上万春亭前观赏北京中轴线，真是蔚为壮观，唯一大煞风景的，就是这金光闪闪的“水煮蛋”。

　　三、下水道的启示

　　大都会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高高挂在蓝天白云下，犹如美术馆里的西洋风景画，只要踏进展厅，其美妙之处一目了然。相反，若是家常居室或亭台园林，则如中国画山水长卷，必须在书斋中慢慢展开，方才可赏可玩，可游可居。

　　这就说到城市的看得见与看不见。高楼是看得见的风景，下水道则代表看不见的城市。城市里不可或缺的地下管道，不具备观赏性，平日里很不起眼，出了大事才会引起关注，真应了那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话。因此，正面报道极少涉及，一出场多跟负面新闻联系在一起。

　　过于注重标志性建筑，而忽略城市的基本功能，这是今天中国城市建设的普遍状态。比如，北京的交通问题解决得不好，平日里“首都”变成了“首堵”，这还无伤大雅。最让人惊心动魄的是2012年7月21日的水灾，北京财产损失过百亿，死亡79人，广渠门立交桥下丁先生更是死于非命。④太平年代，淹死在市中心，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单这一项，北京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形象便大打折扣。半个月后，广州某男子出差到北京，居然随身携带铁锤，登机时自然被拦下，说是为了在北京遇大雨时可以敲破车窗自救。⑤这真不知道是无知、恶搞，还是一种行为艺术?因为下水道问题困扰今天中国几乎所有大城市，每到雨季，总有城市变成了威尼斯，各种戏谑层出不穷。但如此一本正经地演出，且堂而皇之登在党报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二年夏天预报有大到暴雨，市政府严令城区不能死人。结果呢，暴雨不来了，不知是预报有误，还是老天爷被吓懵了。

　　每当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提起雨果的名言以及青岛的传说。所谓一个城市的良心是下水道，主政者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无心发展下水道；平日里不起作用的下水道，在关键时刻让滔滔洪水迅速排淌，城市于是得以回归安详——这些富有哲理的论述，很大程度是当代人的引申发挥，与雨果《悲惨世界》中的描写相去甚远。⑥可雨果没这么想，并不妨碍当代中国读者非要这么误读与挪用不可。毕竟，下水道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说中国唯一不怕水淹的青岛，是因为德国人百年前造的排水系统，因政治不正确，导致新华社必须专门发文辟谣。不可否认，德国人占领青岛时期建设的排水系统，雨水排泄与生活污水排泄分开处理，从设计理念到施工质量在当年都是世界一流。但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我相信专家的说法：“目前市内三区排水管网总长约3000公里，德占时期修的管网占比不到千分之一，对整个青岛排水系统影响已经非常小了。”⑦这里还得考虑一个因素，青岛以丘陵地势为主，本身就不容易积水，加之三面环海，出水自然迅速，这与那些窝在大山里或矗立在平原上的都市明显不同。

　　大城市是否雨季成灾，牵涉天时地利人和。就“人和”而言，主要是心态而不是技术。与其疯传青岛故事，不如看看江西赣州的古下水道。早在900年前，赣江边上南方小城赣州就已建成了能让洪峰迅速通过的地下沟渠，而且至今还在使用。

　　今天中国大中城市之所以“逢暴雨必涝”，与排水管网设计标准太低有关。据说，对商业和高价值区域的防涝标准设计，中国最高是十年一遇，英国是三十年一遇，美国则是百年一遇。⑧不是技术能力，也不是经济实力，关键在于现实需求。设计防涝标准，五年一遇、十年一遇与百年一遇，意味着施工投入的巨大差异。请问，同样花钱，你愿意在脸上涂脂抹粉，还是在脚底抹防冻膏?

　　一个是抬头就能看得见的风光，一个是潜藏着的风险。若平安无事，再好的下水道，谁还记得它的功劳?因此，评价官员的政绩，最不出彩的是下水道，而摩天大楼或标志性建筑则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高楼的风景百看不厌，而下水道的危机则属于一时，且不一定落在自己头上。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何没有一个官员会把主要精力放在这“看不见的城市”上。

　　当然，下水道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的城市里，还有许多普通的生活设施同样被忽视。20多年前，我在东京访学，听说三天后地铁司机罢工，大家这才突然关注起地铁司机来，以前我们每天搭乘地铁，从没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期限前一天晚上，劳资双方达成了协议，危机得以化解。在巴黎教书那年，则遇上环卫工人罢工，三天下来，香街变成了臭街，这才知道环卫工人原来这么重要。眼下的事情，北京老楼加挂电梯，讨论了十几年了，这里面有一些实际困难，如城市美观，资金来源，还有邻里关系如何处理，但这正是一个城市需要努力解决的，也是管理者该特别用功的地方。

　　某种意义上，那些平日里很不显眼的生活设施，正是城市的经脉所在。这里强调的是，城市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观赏，舒适度远比视觉形象重要。因此，城市规划与建设，应多关心那些不怎么出彩的，并非一眼就能看见的“风景”，这才是执政为民者应格外看重的政绩。

　　请不要高唱“三都”“两京”赋，一味赞美宫殿巍峨，那是旧文人的腔调。北京人最爱听人表扬“皇家气派”，殊不知那是观光客的眼光与趣味。皇家气派和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关系，而且会挤压百姓的生存空间。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实用和舒适才是最值得赞赏的。在这方面，同属国际大都市，“标志性建筑”很多的北京，其实不及上海、广州、香港与台北。恕我直言，今天的北京，确实光鲜亮丽，但作为大都市，更适合于观光，而不是居住——当然，我说的是平民百姓。

　　12年前在西安开“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接受记者采访时，我谈及不该按观光客的眼光来改造城市，理由是：“城市是给人看的，更是给人住的，因此应当尊重市民的感受，要有自己的品位与风格，勇于展现自己的审美趣味，来影响观光客的眼光，这样才是一个良性循环。因为西安永远是西安人的西安，而不是观光客眼中的西安。”⑨

　　最近十几年，北京办奥运，上海有世博，广州则是亚运会，深圳又开大运会——都使得城市建设提速，公共设施得到很大改善。作为大型赛事举办城市，希望借此提升城市的形象及知名度，这在全世界都一样。此举虽可以理解，但很难持续。

　　理论上大家目标一致，都是希望城市变得越来越漂亮。可实际上，百姓要的是生活舒适，商家要的是利市大发，官员要的是政绩显赫，各有各的利益诉求。我希望强调的是，城市建设应更多考虑市民需求，把适合居住以及本地民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再追问城市为谁而建。我心目中的城市，应该为广大市民，而不是为官员或观光客而建。看一座城市是不是可爱，应比生活设施，比文化氛围，比服务意识，比审美品位，而不是比面积，比人口，比GDP，或者标志性建筑的多与少。在我看来，小巷深处，平常人家，才是一个城市的精髓所在。

　　四、最有文化的城市

　　城市不是为观光客而建，但风光旖旎、富有历史意味、充满活力的城市，确实能吸引很多观光客。这是“旅游城市”的魅力所在，也是其立身之本。城市年轻，没有历史文化命脉，不能胡编乱造；但若有此命脉，必须小心呵护，适当时候再加以开发利用，切忌杀鸡取蛋。过去有句口号，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主张反过来，应该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即便今天做不到，将来也必须如此。因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大众的丰衣足食以及幸福安康；而是否幸福，文化是个重要指标。

　　呵护城市的历史文化命脉，做好了会有经济效益；但不能反过来思考，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选择性地“扶持文化事业”。有些城市记忆对于当地人来说很重要，但不见得能转化为旅游资源。就像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说的：“但是，这座城市不会诉说它的过去，而是像手纹一样包容着过去，写在街角，在窗户的栅栏，在阶梯的扶手，在避雷针的天线，在旗杆上，每个小地方，都一一铭记了刻痕、缺口和卷曲的边缘。”⑩(P20)这些琐琐碎碎的物件，外人看不出有什么好，只有本地居民才懂得鉴赏与珍惜。这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历史记忆”，也是居民幸福感的来源之一。

　　不同于人均GDP，“幸福感”很难测算，但普通民众脸上的笑容非常直观。上下班时刻，让电视镜头对准大街上匆匆走过的民众，看他们的表情是轻松愉快，还是冷漠麻木，或者忧心忡忡，就能大致明白这座城市的幸福感。对于居民来说，谁都希望自己生活的城市干净、舒适、安全、有文化、有品位。可怎么才叫“舒适”或“有品位”?社会地位不同、文化修养迥异，必定言人人殊，谁也说服不了谁。与其评选全国“最幸福的城市”或“最怕老婆的城市”(据说那是文明的标志)，(11)还不如看哪个城市更有文化。我曾在演讲中提及美国评选“最有文化的城市”，《南方都市报》想尝试做，我告知此举难度太大，因数据收集不易，更因牵涉官员政绩，担心浮夸与造假。

　　美国最有文化城市的调查及评选，始于2003年，目前仍在继续。这项由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校长米勒博士领衔的课题组，选取了6大文化指标——报纸发行量、杂志发行量、书店总数、图书馆馆藏资源、市民受教育水平及互联网资源量，在这6大指标下面又设了不同的子指标。课题组对全美国人口超过25万的69所大城市进行排名。2007年进入排行榜前10的城市依次是：第一，明尼阿波利斯；第二，西雅图；第三，圣保罗；第四，丹佛；第五，华盛顿特区；第六，圣路易斯；第七，旧金山；第八，亚特兰大；第九，匹兹堡；第十，波士顿。(12)此后若干年，华盛顿、西雅图、明尼阿波利斯经常占据前三甲。前两者本就名声显赫，让人惊讶的是跨密西西比河两岸、人口只有36万的明尼阿波利斯，竟然也经常站前排。在中国人看来，此等中小城市，怎么能比大名鼎鼎的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更有文化呢?

　　如果中国也评选“最有文化的城市”，会是北京第一、上海第二、广州或深圳第三吗?我很怀疑。中国的一二三线城市划分，看人口，看GDP，不看教育、文化以及人的素质，未免可惜了。

　　我对美国人评选最有文化城市的方案也有意见，具体说来就是设计评选标准时，不该漏了虽不太好量化、但可以明显感受到的文学艺术。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城市灵魂的表现，也是其魅力所在。

　　对于城市来说，文学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谈北京，不能离开老舍；谈湘西的凤凰小城，不能离开沈从文。我们潮州市领导很开明，好几年前就不断叮嘱，希望我写出像沈从文一样好看的小说，让潮州也能像凤凰小城一样吸引全世界的游客。可惜我无此才华。意识到文学及文学家对于大小城市的重要性，但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不过，知道文学的永久魅力，比只会欣赏热闹且显赫的表演艺术还是高一个档次。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期间，曾感叹特区政府不太支持文学创作，却更愿意出钱邀请国际著名艺术团体来港演出。艺术表演看得见摸得着，且见效很快，不像支持文学创作，那是个人性的，主要在书斋里耕耘，弄不好花钱打水漂，连响声或涟漪都没有。内地其实也如此，刚刚富起来的城市，都更愿意支持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等，而且各大城市的剧院或音乐厅本身就是很好的风景。

　　前些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都市文学专题课，组织撰写《我的“香港记忆”》，发现影响年轻人的城市记忆的，歌已经打败了诗，文字也逐渐被图像(影视、漫画)取代。我的学生到香港参加学术会议，搁下行李，专门跑到港岛去找“皇后大道”。就因为他们是听罗大佑的歌《皇后大道东》长大的。一代人的城市记忆，受制于早年的阅读，当然也与我们的文化修养有关。不妨走出纯文学的迷思，除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可以兼及谈论考古、历史、地理、绘画、建筑、音乐等的笔记乃至史著，当然，广义的文学仍是其根基。

　　城市为什么需要文学家?因为关于城市的前世今生，七情六欲，还有潜藏的欲望以及积累的潜能，只有作家能敏锐地感觉到并将其准确表述出来，这需要直觉、想象力以及很好的表达方式。有好作家的城市，真的是“有福”。(13)(P153-176)

　　从文学与城市互动的角度理解、诠释并催生新的文学，以及喜欢文学的市民，有一个重要的中介，就是文学馆。既保留纸上(文学)的城市，也关注作家的生活印记，二者交汇重叠，很容易形成某个城市的“文学地图”。

　　北京有中国现代文学馆，1985年成立，2000年建成并正式开放，此乃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文学场馆，藏书多，会议中心也很好。除了国立的文学馆，我希望有更多地区的或个人的文学馆，那更适合于凭吊与游玩。上海的文学馆正在建设，广州、香港也都在努力了，北京市不妨筹建属于自己城市的文学馆——不是文学史书写，而是和城市记忆联系在一起。我喜欢地区/城市性质的文学馆，因其半文学、半风土，外加无伤大雅的争强斗胜与旅游观光。

　　五、博物馆与书店的故事

　　1899年，梁启超受日本人犬养毅启发，将报章、学堂、演说视为“传播文明三利器”。(14)(P41)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在学校的重要性大家都承认，办报纸、开讲座也有很多人关注。但建博物馆、进博物馆、读博物馆，长期没有得到政府及民间充分的重视。如果问知识在什么地方?在田野、在山村、在街道、在大学，也在博物馆里。博物馆与图书馆、美术馆并列，如今成了传播知识的最佳场所。

　　中国人建博物馆的历史，只有大约110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考察各国政治的大臣回来，向皇帝上奏折，说开民智有几个途径，除了办学校之外，图书馆、博物馆、万牲园都得办。(15)1907年7月19日，北京万牲园正式对外开放，即今天的北京动物园。(16)万牲园是中国官办博物馆事业的起点，若从民间着眼，则1905年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已着先鞭。从那时起，中国人学会了用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美术馆、公园等传递知识、美化心灵。

　　囊括古今中外高低雅俗的博物馆文化，让我们多识草木鸟兽虫鱼、地方性知识、艺术史修养，以及蕴藏其中的“人情物理”，此为“人文素质”的最佳表征——因其在具体而有限的专业知识之外，体现一个人的视野、趣味、眼光、思路乃至境界。过去说读书需与现实人生相对照，这当然很重要；今天需要补充的是：读书必须兼及虚实、图文、雅俗，博物馆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目前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博物馆数量大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自然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到底是研究并传播知识，还是保存并展示珍宝?如何协调博物馆作为公益事业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如何让实物展览与课堂教学互相补充，使博物馆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达到“世界知名博物馆的水平”，绝非仅限于建筑外观，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内外观众的巨大吸引力。这既取决于藏品质量与编排水平，也受制于观众的修养及趣味。

　　15年前，我出版《大英博物馆日记》，其中第一篇“国民教育的立场”，特别表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泰特美术馆等之免费参观，且重复王韬的慨叹，称此举“用意不亦深哉”。(17)在与之相关的专题演讲中，我再三表达见贤思齐的愿望。没想到，过了不到5年，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便于2008年1月23日发布《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根据通知，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主管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全部免费开放。虽仍有“政绩工程”的意味，执行中也出现了若干偏差，但这是大好事，值得赞赏。

　　最近几年，不断读到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如广州将投上百亿建设30座博物馆，(18)各大学已建或正积极筹建博物馆(网传你不得不看的四十家隐身于高校的博物馆)，还有每到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各大媒体都会报道各大城市建设博物馆的成绩及发展规划。即便如此，那天从香港飞北京，飞机上读《星岛日报》关于内地主题公园增长迅速以及全世界博物馆排名的报道，还是感觉不太舒服。2017年全球博物馆进馆人数排名，法国卢浮宫第一(810万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二(806万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第三(700万人)。(19)表面上差距不太大，但考虑到国家人口，更重要的是卢浮宫收费，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免费的，难免对中国人观看博物馆的热情不无担忧。

　　下面两则报道，让我们又喜又惊，明白当下中国博物馆的真实状态。2012年11月21日新华网刊《数据称中国每年建100座博物馆已建成馆生存堪忧》，称中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已发展到3589个，并且还以每年10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2013年8月7日中国新闻网《国家文物局公布2012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则称，全国备案博物馆3866家，其中国有博物馆3219家，民办博物馆647家。平均三天多就增加一座博物馆，这样的建筑速度，实在了不起。可眼看不少城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打造博物馆之城，又让人对此政绩工程持怀疑态度。以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楼是可以迅速建起来的，只是建得起不等于养得起，养得起不等于用得好。

　　作为建筑的博物馆，在中国各大城市正茁壮成长，一时蔚为奇观。可硬件不等于软件，博物馆建筑与作为收藏、展览、研究三合一的博物馆文化，二者并不同步。而培养公众积极、认真、深入阅读博物馆的热情，以达成自我修养的目标，更是相当艰巨的任务。目前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现状是，建筑比藏品好，藏品比展览强，展览比观众优。最应该着力的，是如何提高公众进博物馆参观的愿望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在我看来，培养中国观众欣赏各式各样高水平博物馆的“雅趣”，此任务一点也不比建三十座或三百、三千大型博物馆轻松。建得起，养得好，用得上，需要政府与民间、学者与大众共同努力。所以，从有钱到有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比起朝气蓬勃的博物馆，更让人担忧的是老气横秋的实体书店。30年前我写《京华买书记》(1988)、《逛书摊》(1989)等系列短文，前者的《小引》中有这么一段：

　　北京这块地方，历史文物不用说了，就是景致风情，也颇有可夸口的。庙会中一人高的糖葫芦串，冬夜里热腾腾香喷喷的涮羊肉，深秋银杏林中一地金黄的落叶，还有冰雪初化时街道两旁嫩黄的柳芽，这些都曾让我这岭南人激动不已。可说实话，真正吸引我的，还是这儿的“文化空气”。说具体点，那就是买书、读书、品书、评书的种种便利种种乐趣。(20)(P3)

　　我保留有2012年6月9日《新京报》的“书评周刊”，总共16版，主题是“书香北京精神家园”，其引言很得我心：“书店，是一座城市的灯光；书店，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家园。书店对于一座城市，意义不仅仅在于卖书，它更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我们在此分类介绍北京140处书香地标，希望对读者的读书生活，能提供一点便利。”作为读书人，逛书店是一种精神享受，只是随着年纪增长，加上自家书房拥挤，我逛书店的时间及兴致逐渐减少。而年轻一辈因网络购书太方便，也不怎么愿意进实体书店了。因此，作为都市风景及精神家园的书店正日趋没落。

　　网络购书很方便，且因经营成本低，可以打折出售。读者贪图便宜，到实体书店翻看，再到网上下单，如此一来，实体书店就更难生存了。多年前就有这样的声音，应立法规定新书第一年不打折，网络售书也不例外，这样才能保护实体书店。如不加保护，放任实体书店彻底坍塌，图书出版业和城市文化形象都将受到很大冲击。再说，大家都喜欢在网上买折扣书，图书价格必定虚高，长远看，很不利于图书的良性生产。

　　说到实体书店的存在价值，我想起金耀基的《剑桥一书贾》，说的是有个叫台维的书商，没什么学问，但其书店成为剑桥不可或缺的风景，以至他退休时，耶稣学院的院长等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午餐，表彰他的贡献。(21)还有就是原北大哲学系教授王炜，20世纪90年代中期放弃自家的海德格尔研究，在北大南门外办起了风入松书店，书店入口处写着“人，诗意地栖居”，同样成为北大校园外一道靓丽的风景。(22)

　　好消息是，博物馆在迅速增多；坏消息是，实体书店在逐渐减少。网络普及带来报纸萎缩、实体书店减少、出版业危机重重等现实问题，如何界定及怎样建设中国“最有文化的城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

　　六、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

　　我曾经说过，城市问题的复杂性，超越一般人的想象；具体操作时，有很多实际困难需要克服。人文学者谈城市，不能一味逞才使气——持批判立场时，须理解所批评对象的立场及思路。同时，兼及理想与现实，不要一味唱高调。更重要的是设身处地，站在居民而不是官员、专家、游客的角度想，才能有比较通达的见解。(23)

　　为什么将官员、专家、游客并列?因为其采取的立场及眼光，或居高临下，或隔岸观火，故我称之为外在视角。与之相对应的内在视角，是指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简单说，假如你是本地居民，且将长期生活在这座城市，你是否愿意采取这种城市建设方案。就像写文章一样，首先是修辞立其诚。不然的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站着说话不腰疼，只要求对方扮演你所希望的角色，供你观赏与批判，那是不道德的。

　　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死守某种教条，不管叫唯GDP，还是叫文物保护，表面上简单有力，原则性很强，实则属于削足适履，因其不考虑具体城市的实际情况，也不顾及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谈论此类话题，既要高屋建瓴，又要脚踏实地；尤其对于当地民众，须持同情之理解立场。可惜，人类就是这么吃一堑长一智，扭扭捏捏往前走的。以北京城为例，半个多世纪前的强拆城墙，以及希望站在天安门城楼，一眼望去都是大烟囱，今天成了笑柄。可你还记得圆明园画家村、798、宋庄艺术区的争论及命运吗?类似的故事还很多，最大教训在于主政者不懂城市学，也不关心普通民众的命运。城市的魅力何在，以及城市该往哪里走，谁说了算?官员、专家、文人、居民、游客，怎么体现各自的愿望，是投票决定，还是官大说了算?当然，也不能只怨领导，民众同样需要学会如何鉴赏城市——这里包含视野、知识、情感与判断力。至于学者以及大众传媒的责任，不仅在于监督政府，更是普及知识，养成趣味，甚至包括必不可少的自我反省。

　　中国城市，南北方不同，大中小有别，其规划与管理，无法一言以蔽之。如何兼及保护与建设，既需要高尚趣味与长远想象，又得考虑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及欣赏趣味，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考虑到中国行政权力之大，以及政绩考核表和领导任期制，就明白保持城市的均衡更新以及可持续发展是如何艰难。前些年的GDP挂帅，以及以省市区县为单位的竞争体制，既促成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也留下很多遗憾。怀念那些没有提新口号、不追求短期效应的省长、市长、校长，今天我们终于承认，守住青山绿水是政绩，守住古城的历史文化命脉也是政绩。

　　一说城市，大家心目中出现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或者所谓的新一线，如成都、杭州、重庆、武汉等；至少也是二三线城市，很少人关注四五线城市。其实，中国人口基数太大，338个地级以上城市，都值得认真观察。某种意义上，船小好掉头，这些中小城市在城市改造方面的某些实验性方案，说不定更有启示意义。(24)

　　大中小城市，各有其优势与难处，我不在其位，只能在视野之内采用“举例说明”的方式谈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这里涉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常住人口217万)的首府临夏市(人口27万)、山西省大同市(常住人口342万，城区人口76万)和广东省潮州市(常住人口277万，城区人口50万)，更多的是体谅与表彰，而不是总结或推广。这三个城市，大同、潮州属于四线，临夏更是五线。在以大为美的世人眼中，这都不值一提；可以我有限的了解，其城市改造方案值得辨析。

　　临夏古称河州，从唐至今，围绕八座清真寺形成了八个教坊十三条街巷，故称“八坊十三巷”，那里的回族砖雕、汉族木刻、藏族彩绘等很有特色。因是回族聚居区，建筑有特色，人心也比较齐，且有很好的经商传统，在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下，拓宽街巷，修缮房屋，实现了微改造，如今成了很有人气的风情区/商业街。初夏的傍晚，我曾漫步八坊十三巷，饶有兴致地观赏其民俗馆、手工艺馆、人物故事馆，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集中西传统于一身的四合院式建筑群东宫馆。可我最为关心的是，这街区改造到底谁出钱谁受益，还有，原先的居民哪里去了。得知住户还是原来的住户，为了居住及经商环境的改善，政府及居民各自掏钱，共襄盛举，我很高兴。之所以感叹这一点，是因很多城市商业区改造的结果是，老住户都被迁到远郊区，生活变得很不方便。

　　临夏市八坊十三巷的微改造，各方都获益，赞赏者居多；大同的古城重建则因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地步，争议极大，至今未有定论。据记述2007-2012年大同古城保护与修复业绩的《大同城区古城保护与修复纪实》，2008年3月该市启动违章建筑综合整治、棚户区拆迁安置，以及旧城区道路改造。同年6月，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并通过了市政府《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报告》。此后的5年，大同完成东城墙、南城墙、北城墙、华严寺、善化寺、关帝庙等重要文保单位修复，新城区的太阳宫、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大剧院等新地标密集开工。(25)如此大动作的城市改造，需要巨额资金，还涉及10万居民拆迁，能否妥善处理，各界争议极大。加上此举与1964年《威尼斯宪章》提出的文物修复“最小干预原则”不符，专家及媒体纷纷讨伐，但当地领导不为所动，民众也大都赞同。前年我专门前去考察，征询若干官员及学者意见，对此备受非议的旧城改造(批判者认为是重建，不是改造)有较多体谅。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原有的大同古城。大同作为都城400多年，作为府城(包括道、路、州)1300多年，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这点毫无争议。否则，1982年国务院颁布第一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就不会将此桂冠授予大同了。问题在于，1649年清军攻陷大同后，曾残酷屠城，并将城墙拆去5尺。3年后府县复还故址，并从附近移民，大同方才逐渐复兴。换句话说，除了若干古迹，整个城市的基本建筑，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久远。与此相类似的是被誉为八朝古都的开封，黄河多次决口，开封城摞城，现有房屋基本上都是清代以降所建。

　　这就说到那些饱经战火、多次劫后余生、如今很可能“名大于实”的历史文化名城，到底该如何保护与改造。对此，大同市是做了认真规划的，对榜上有名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有精心修缮。争论在于重建城墙以及拆除市区的很多普通民居，还有就是官员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我的看法是，法定保护文物不能动，至于道路及民居如何规划，应尊重本地百姓的意见。是古城没错，但如果永远破破烂烂，人们愿意居住吗?我担心的不是城市规划是否合理，而是政府借了那么多钱，给老百姓画了那么大的饼，这个饼是否能做熟，资金链会不会断裂。若能平安度过此显然十分强烈的阵痛期，重建大同这剂猛药，说不定还真有效。

　　即便“大同造城”成功，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要说大城市，就说我的家乡潮州，古城整体格局在，生活机能完善，最好办法就是适当疏散人口，活化各式民居，使其成为古朴优雅的旅游城市。

　　今年春天回去，发现老城区原本杂乱且陈旧的中山路，变得焕然一新了。此处号称潮州的工艺一条街，改造升级后，与西湖公园、牌坊街、滨江长廊三大景区牵手，更好地呈现了古城艺术传承、文化休闲、特色美食等特点。而每天晚上八点、九点两次开启的十六分钟伴随着潮州大锣鼓的湘子桥灯光秀，更是让人惊艳。多年前就有人建议利用古城门、小广场、湘子桥、韩江以及对面的笔架山，安排印象漓江那样的实景演出，我极力反对。理由是一旦“印象”起来，必定影响本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江风明月本无价，非要圈起来收钱，于心不忍。现在变成公开表演，不仅没有收益，还有谁来付账的问题。

　　市长告知，中山路的修缮是企业家捐赠，湘子桥灯光秀则因采用LED灯，除了最初的设计与施工，每晚电费只有几百元，老百姓都叫好。这我就放心了。市政改造需要花钱，可那本来就是政府该做的，只要不过分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能让小城民众有更好的精神享受，何乐而不为?所谓执政为民，本地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与追求，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

　　大都会金融实力雄厚，发展房地产压力很大，加上文物古迹多，因此保护是第一要素；小城市不一定，有的基础很好，有的则徒有虚名，其修缮与改造，必须因地制宜。若规划得当，能兼及民众需求与历史想象，外来的专家与游客实在没有权力要求人家一成不变，充当怀旧或猎奇的对象。就好像你生活在城市，希望乡下人不烧煤气烧柴火，不用空调用葵扇，那是不对的。

　　这里的基本假设是：第一，城市化进程有许多弊端，但此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可抗拒；第二，大城市如何经营是个难题，没有万全之计，只能尽量趋利避害；第三，政府越来越有钱，对于城市建设的影响力日渐加大，故荣辱成败系于一身；第四，如何平衡各方立场及利益，兼及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以及保护历史文化、增加城市收益，是个大课题；第五，最终拍板的是主政者，“关键时刻”专家的抗争或呼吁基本不起作用，(26)应该突出平日里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也需要传媒及民众的监督；第六，城市规划及建设一旦失败，官员常被指责，其实学者也高明不到那里去，只是相对于官员的大权在握、掷地有声，责任稍轻而已。

　　就好像挑剔的美食家，乃一个地方饮食业发达的关键；城市建设及经营水平的有效提升，取决于敢言的鉴赏家与批评家，也取决于善于听取批评及建议的主政者。今天的中国学者，谈论城市，除学会沟通与对话，更得努力保持学术立场，拒绝见风使舵。(27)

　　注释：

　　①此文据作者2012年8月18日在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吉隆坡)及2012年11月10日在中山大学(广州)的专题演讲《都市文化研究的可能性》、2013年8月19日在广州市海珠区宣传文化干部大学堂专题演讲《城市史、城市规划与城市文化——如何在城市建设中凸显历史文化命脉》，以及2018年6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2018学术前沿论坛”的主题报告与6月23日在《北京青年报》主办的“青睐讲堂”专题演讲《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综合整理而成，2018年7月16日定稿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②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③刘德炳.“摩天”的冲动[J].中国经济周刊，2014(2).

　　④参见新华网北京7月22日电《北京21日暴雨死亡人数上升至37人》、新华网北京8月6日电《北京7.21特大暴雨遇难者人数升至79人》。

　　⑤怕赴京“被困水中”男子竟带铁锤登机[N].广州日报，2012-08-04.

　　⑥朱达志.关于“城市良心”雨果究竟是怎么说的[N].中国青年报，2016-07-12.

　　⑦青岛：德国管网的N个“神话”真相调查[N].新华每日电讯，2016-07-25.

　　⑧澎湃新闻.中国排水管网最高标准十年一遇与欧美相差甚远[EB/OL].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7887，2015-08-24.

　　⑨学者献策古城文化建设孙清云等参加研讨[N].西安晚报，2006-11-04.

　　⑩[意大利]伊塔罗·卡尔维诺(Le città invisibili)著，王志弘译.看不见的城市[M].台北：时报文化，1993.

　　(11)据说，在“最怕老婆的城市”的评选中，我的家乡潮州排名第二，真是不可思议。因为我的家乡常被诟病的，正是大男子主义。我怀疑，是不是家乡民众为了洗刷这个名声，拼命投票所致。

　　(12)“美国最有文化城市”排行榜揭晓[N].新民晚报，2007-12-29.

　　(13)陈平原.都市文化研究的可能性[C]//.陈平原.讲台上的“学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4)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C]//.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卷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

　　(15)据《清实录》，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二十六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等奏：“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见魏开肇等辑.清实录北京史资料辑要[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第582页.

　　(16)参见刘珊.万牲园史考[J].文物春秋，2003(3)；陈平原.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J].北京社会科学，2007(2).

　　(17)参见陈平原.大英博物馆日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陈平原.大英博物馆日记(外二种)[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18)广州将投上百亿建设30座博物馆[N].南方日报，2012-08-08.

　　(19)罗浮宫全球最多人入场[N].星岛日报，2018-05-20.

　　(20)陈平原.京华买书记·小引[C]//.陈平原.书里书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21)金耀基.剑桥一书贾[C]//.金耀基.剑桥语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2)陈平原.怀王炜[C]//.陈嘉映，陈德中.长歌唱罢风入松.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3)陈平原.“城市”怎样“阅读”——一个人文学者的追求与困惑[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5).

　　(24)2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200万人口的大城市，2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各有其特点，也各有其魅力。德国的海德堡，大名鼎鼎，不过也就十万人口，而且，那里的居民很骄傲，平均文化水准很高。我在海德堡大学教过几个月书，当地民众并不羡慕柏林或法兰克福。

　　(25)田静，赵佃玺.大同城区古城保护与修复纪实[M].大同：中共大同市城区编委会、大同市人民政府编印，2013.

　　(26)我在北京生活，深知官员好恶对于城市规划的巨大影响——西客站上的“瓜皮帽”，人民大会堂旁边的“水煮蛋”，当初设计时不是没有人反对，但抗议无效。

　　(27)陈平原.六城行——如何阅读/阐释城市[N].中华读书报，2012-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