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来，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副主委、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一直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工作，近年来又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了重要生态保护地功能协同提升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以长期研究为基础，在提案中呼吁在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建设中，要注重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近年来，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和国家公园试点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

　　“自然保护地内和周边有着大量社区和居民，他们早于国家公园的设立而在当地繁衍生息早已成为与自然生态系统共生共荣的一分子，与自然长期相依共存，协同演化，是这些区域生态文化的创造者和生态保护的实践者。”闵庆文介绍，当地居民在长期的生产时间中创在了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成为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截止目前所认定的11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地处重要生态功能区，其中一半以上处于各类自然保护地中或周边。

　　 “如果只是谈保护，对于长期居住在那里的居民而言，是空有绿水青山而毫无金山银山。”闵庆文在实地调研和研究中发现，国家公园建设的进程中，由于对“最严格的保护”理念上的偏差和对传统农业多功能价值的认识不足，出现了割裂人地关系的“封闭式”倾向。“这种过分强调移民搬迁的举措，造成了传统民族文化的破坏，也不利于生态保护。”他说。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自然保护不可能采用‘荒野式’的保护方式，中国的国家公园也不可能建在无人区里。”因此在闵庆文看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协同才是中国国家公园及其他自然资源保护地建设的美好愿景。在国家公园建设和自然保护中，对当地居民不应简单“迁出”，而是让他们成为国家公园的建设者和自然生态的管护员。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就进行了很好的探索。世居于三江源地区的藏族牧民是这片神秘土地的守护者，他们更了解草原与湿地的变化，也更加清楚野生动物的习性。他们在脆弱的环境里形成了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自然观，发展了抗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遵循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生态管护员’岗位的设置，强化了当地牧民对大自然的珍爱，更加清楚了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意义。”闵庆文说，调查表明，现在当地居民已不再简单地将生态管护员岗位看作谋求更多收入的“工作”，而是一项保护自然生态的“使命”。

　　在各类自然保护地中，仍然留存着类型多样、生态与文化价值突出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闵庆文表示，要充分发掘传统农耕文化的生态保护价值，推动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中的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并通过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发掘，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统一。

　　闵庆文介绍，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发起了全球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倡议，就是希望通过发掘与保护以系统性与活态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实现传统农耕文化、生物多样性、生态与文化景观的系统性保护和适应性管理，促进这些经济落后、生态脆弱、文化丰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截止目前，全世界已有22个国家的59项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中国15项，数量位居第一。

　　 “实施‘最严格的保护’是为了守住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是为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守住绿水青山的途径是将绿水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实现生态与经济功能的协同提升。”为此，闵庆文建议，应将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作为生态价值转换试点内容，通过拓展农业的生态与文化功能，重点发展有文化内涵的农产品和文化体验、研学、康养、生态旅游等产业，实现生态、文化、农业、旅游的有机融合，逐步建立起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从而形成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