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管理体制与机制不完善、部门交叉、空间重叠、连通性不强、破碎化严重、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我国作出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并明确今年全面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

　　目前，分布在全国12个省份的10个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均已取得显著成效。从试点情况来看，十分值得汲取的一条经验就是——充分发掘当地居民的智慧。

　　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不少国家公园内及周边地区有着数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相对复杂的土地权属。这注定了我们的国家公园不可能建在无人区里，不可能采用“荒野式”保护方式，更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将当地居民“简单驱逐”了事。

　　国家公园试点区内的居民，与大自然相依共存、协同演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他们在脆弱的环境里形成了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自然观，形成了固有的生态保护理念，创造出充满生态智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是，在以往的国家公园建设进程中，出现了对自然保护地设置只考虑保护对象，而忽视从管理人的角度实现保护目标的现象。这种过分强调移民搬迁的举措，不仅在实践上难以操作，也不利于生态保护。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当地居民参与特许经营活动，探索自然资源所有者参与特许经营收益分配机制。换而言之，就是要关注当地居民的发展权利和从保护中受益的权利。

　　此次国家公园建设试点也证明，完全可以让当地居民参与其中。比如，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就进行了很好的探索。试点以来，全面实现了园区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一户一岗”，17211名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组成三江源管理队，带动了当地6万余人有效脱贫。“一户一岗”的生态管护岗，也强化了当地牧民对大自然的珍爱和建设国家公园的重要意义。对于生态管护员来说，这不仅是一份谋生的工作，更是一种保护自然生态的使命。

　　不仅如此，民族文化和传统生产方式对于生态保护也有重要作用。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不会造成生态破坏，而且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和生态系统功能的提升。比如，在钱江源国家公园里，当地居民们利用山区独有的地势落差，引山泉流水到房前屋后的坑塘，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山泉流水养鱼。在武夷山国家公园，通过建立以多样化和独特性为基础的定制服务，拓展农业的生态与文化功能，更是推进了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拓宽了两山转换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证当地居民和社区与生态保护之间协调发展是实现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因此，国家公园功能区的空间划定应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将社区与保护区对立的思维惯性，鼓励和引导社区群众主动投身到园区的保护与建设中，将社区作为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当地居民与国家公园管理部门打造成为利益共同体。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每一个国家公园内的居民都远早于国家公园的设立而在当地繁衍生息，他们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生相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协同这一国家公园建设的美好愿景，需要我们从国情出发，充分发掘当地居民的生态智慧，传承弘扬弥足珍贵的生态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遗产和农业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