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园到燕园》 唐克扬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雪后燕园，如此入画、如画。

博雅塔、未名湖早已成为北大的标志。图为当年塔下的新“画船”。

未名湖中的小小岛亭曾经是燕京大学的社交和文艺活动中心，彼时地势平坦的岛上风景和今天迥异其趣。

　　胡适说过，燕大是“校园最美丽的学校之一”，这句话有否夸大？燕京毕业生徐兆镛的说法更加到位，他曾经去过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在他看来，燕京大学校园的美不仅纯出自然，它是两种环境的复合——既是悉心建筑的人工世界，又是连接蛮荒风景的自然天地。

　　燕园的美，浸淫着朝夕熏染的书香人文，在源头上则是造园的理念和实践的结果。建筑师、建筑写作者唐克扬的《从废园到燕园》，借助大量的第一手史料，主要讲述1919年至1926年海淀燕园及校舍设计和建造的故事，以及资方、校方、设计师、工程师等各方在思想上、经济上的争议与互动。

　　燕京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所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建的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于1919-1920年合并而成的，最初沿用东城盔甲厂和同福夹道的旧址，后来司徒雷登募资筹建新校区。从1919年到1945年间，司徒雷登一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燕大特殊的“出身”决定了校园的建设自始至终围绕着中西文化理念的碰撞，这正是《从废园到燕园》一书重点探讨的主题。

　　燕园的选址，从学校的角度，首先必须是实用性的，所以出于距离的考虑放弃了原初设址郊区的想法。海淀校址，既满足了方便的需求，也因为“风景妙不可言”（司徒雷登）的观感。这里有很多古树，校门将会对着颐和园和西山，有全北京最美丽的天际线。显然，“景观”的因素从开始就进入了燕大规划者的视野。燕大校址上的旧园林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勺园，后来在清朝时改名为弘雅园。废池乔木、湖光亭榭，这些在光阴里留驻的自然景色，与现代大学有序、整洁的文明要求，应该怎样达成和谐呢？

　　校方选择的设计师名叫茂飞。唐克扬形容茂飞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东海岸“洋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一个成功的投机分子。客观地说，唐克扬的看法有些偏颇，茂飞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关键建筑师之一，由他开创的以清代官式建筑造型结合现代技术的“适应性建筑”设计之路影响深远。资方——纽约遥控指挥的托事部，认同茂飞的“中国通”身份，以及他的花费稍高但看上去物有所值的方案，是很现实的考虑。

　　茂飞设计的不足之处，根本原因是中西方园林的理念差别。西方园林强调树木、花草和泉池之间的比例关系，喜欢用对称轴线加以布置；中国园林主张“如画之风景”，叠山构石，体现人与自然相亲相融的情趣。另外，西方人对于“中国风”有着刻板印象，以“他者的眼光”想象中国，难以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以为大屋顶、四面透风的大窗户和随处添加的一些符号化的小物件就是中国风味，予人的感觉难免隔阂且不知所云。

　　在建造的过程里，茂飞的设计不断遭遇批评，设计师本人甚至一度被排斥到边缘位置。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负责建造的美国工程师翟伯，燕方聘请的中国园林专家金绍基，学校教职员谢迪克（英）、包贵思（美），中国建筑师梁思成等人的意见陆续参与其中，从审美趣味到功能性的考量，大型建筑从来不是精英设计师个人主导的产物。正如唐克扬所指出的，很难说这种“偏离”和“修正”是更成功，还是更失败，这对研究风格史的建筑史家们而言是一个问题，对于燕大的规划者们而言，这种“拼接”体现了工程的本地化与人事纠葛里的微妙合作。

　　唐克扬以其建筑写作者的关注所在，强调了校园初创的“场所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后来被归纳为“一塔湖图”的校园景致。

　　这个“未始有名”的小湖，分割了燕园的地貌，破坏了西方人头脑里规则有序的园林观念。但是，正如唐克扬论述的，我们要感谢最早一批有机会来华的西方人和其他东方学家，他们带回的中国文化“常识”已经在西方公众的心目中建立起“蜿蜒蛇形”一类的中国景观的“程式”。对于场所的感受既取决于物理设置也来源于文化心态，“场所精神”不仅是一堆物理因素的集合，它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交流平台。

　　博雅塔如今已经成为燕园的标志，它的建造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中西方理念的交汇。中国式宝塔在表面上像是传统的砖砌，实际上是由更具持久度的混凝土预制的，因为它的原初功能是作为水塔。这么一座工业性质明显的实用建筑如何与燕园的美学理想合拍呢？这座塔的奥妙就呈现了园林景观对于燕京大学校园规划的意义，人工造物和自然风景融合在了一处。

　　在本书的后面部分，唐克扬的书写从建筑的层面转向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讨论。学生宿舍、官方住宅、旧园居、西式乡村别墅、零散私人住宅，在茂飞的轴线不能照料到的地方，燕园集成了这五种完全不同的居住方式。包罗度极高的燕大校园确乎比其他院校更有足够的空间，燕京学生中才会出现王世襄这样的人，把旧日消闲生活中的趣味带入公共生活。燕京校风的开放与明朗也是其他院校难以比拟的，男女学生的交往也是公开而活泼的，与当时同类的大学相比，没有哪所学校能像燕京大学那样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介入如此之深，以至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社会史都无法绕开燕京大学。正是这种复杂的独特性，让燕京大学在其自身所处的外在环境与内在的风气上都形成了紧张又生动的冲突。

　　在本书临近结尾之处，唐克扬说道：“他（徐兆镛）没有说出的是，这校园还同时处在好几种变化的交集点上：在这里既可以感受前朝胜景，又可以看到西洋风致；既可以享受荒野生活的新奇乐趣，又可以用文明世界的经验发掘出这个风景中的意义；最后，重要的是，围墙里的‘乐园’既是一个稳定安全的居住地，对于那些少男少女而言，它又是一个不断生长，而且有明确始终的时间意义的场所。”这就是唐克扬想要表达的。从废园到燕园，陈陈相因的叙事，不只是无声的物的历史，也是人的观念史、心态史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