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待了九年的郑明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公园走走。

　　“我去公园是为了和自然接触。”她说，自己出生在西北一座宜居小城，从小习惯了随时与自然接触的感觉。

　　城市中的一座座公园，正如大自然散布在钢筋水泥间的零光片羽，滋养着没能外出度假的“打工人”。

　　在曼哈顿摩天大楼建筑群中间，有一座著名的公园——纽约中央公园。因在密集的商业区中提供了一份自然与人文的关怀，这座公园极受欢迎，也成为展现纽约城市风采的一个典型符号，闻名全球。

　　近些年，受此影响，中央公园的概念在国内十分火热，尤其在新城新区，大体量的大公园、大绿地成为标配，扮演区域内的休闲中心。与之同时，在城市更新下，一些大城市也注重社区公园、口袋公园等“小公园”的布局。

　　过去40年来的快速城镇化之下，许多中国人从乡村进入城市，仍带着一份对自然的留恋。2018年公园城市概念的提出，粘合了乡野与城市的边界，将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性推高了一个层次。自此，各大城市掀起建设公园的热潮。

　　例如，《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上海将建成公园城市，上海的公园总数将增加到1000座以上。合肥市“十四五”林业和园林发展规划明确，到2025年，合肥的城市公园要达到500个。南京和杭州都提出，实现城市“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成都更将公园城市建设作为全市的重大战略。

　　当新一波城市公园建设浪潮来临时，我们也需要考虑，人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园？

　　口袋公园：人情味的回归

　　上海是国内在空间治理上走在最前列的城市。今年，上海将有超过120座新公园揭开面纱，其中一半为口袋公园。

　　口袋公园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它是街区中“见缝插绿”的小公园，主要服务于社区居民。当下，是否有十五分钟可达的公园，成为衡量城市宜居程度的新标准，这主要通过大量口袋公园的建造来实现。

　　上海永嘉路309号的口袋广场，是上海著名的开敞空间案例，是一个形式特别的口袋公园。这里三面建筑合围，另一面面向街道，有低矮的灌木丛把人行道和小广场隔开，可以看见来往的行人，但不受叨扰，闹中取静。人们可以背靠竹丛、在连廊下休憩，也可以坐在广场最里侧的树下，仰看云的游走。

　　六十来岁的陈叔，每天走到口袋广场上的咖啡馆，随着一杯意式浓缩咖啡下喉，一天的生活开启了，接着他还要在口袋广场待上三四个小时。

　　在不远处居住的小柯也把广场上的咖啡馆当作了“客厅”，炎热的高温天也没能阻挡她的脚步，几乎每天她都会去待一会儿，这也让小柯对周边的宠物犬了如指掌。“荷马这至少胖了15%吧！”一只恶霸犬进来，小柯对这只狗的体重变化给出了精确的数字。

　　咖啡馆是口袋广场的配套设施，咖啡馆店主小琪也在代街道管理广场。小琪说，这里的客人大多是附近居民，久而久之相互熟悉，产生一种社区里的信任感。因狗“结友”的居民相互交换宠物粮的购买渠道，租房时也会相互帮助，甚至还有一两位妈妈曾拜托过小琪把放学的小孩先接到咖啡馆里。

　　多年来，很多人讨论过社区的陌生化问题，随着街道原住居民的流动，以前那种街坊院落之间的“熟人社会”不复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在这个口袋广场上，陌生的居民之间再次得到了连接。

　　“对于微型公园而言，设计不是主角，城市以及城市里那些真正值得沉淀下来的东西，人的情感、记忆、故事，才是主角。”同济大学景观学系副主任金云峰教授曾表示，当下，市民对公园、绿地的期许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央公园：不能进入的草坪

　　除了口袋公园，在更多城市，大型的中央公园更受重视，正如纽约中央公园为纽约带来的名片效应一样，许多城市期望自己有一个作为全市休闲中心的大公园、大绿地。

　　在上海，徐汇滨江绿地是上海最受欢迎的公共空间之一。虽然不是名义上“上海中央公园”，却是实质的上海浦西区域市民客厅，活力是它最珍贵的特质。

　　“我感觉那里每个人都很快乐。”谈到喜欢徐汇滨江的理由，郑明明说道。这里位于黄浦江西岸，每逢天晴，蓝天映衬着两座巨大的橙色塔吊，不远处，卢浦大桥以一道优雅的白色拱弧横卧江上，江风拂面，水鸟翻飞，汽笛悠扬。

　　旁边有多热闹？步行道上散步的、跑步的、遛狗的错杂交织。另一侧有服务儿童的攀岩区、轮滑区，也有为宠物特别划出的绿地——宠物犬奔跑嬉逐的天堂，还有文艺青年最喜欢的艺术馆和咖啡厅。更多的人携家带口、呼朋唤友来到这里，在草坪上扎帐蓬、铺餐布。

　　沪漂五年的李乐还记得，第一次过来时，遇见在二层连廊上跳踢踏舞的舞者，那种热情让他心里也第一次萌生出“上海市民挺幸福”的感叹。

　　较高的开放度、功能和场景的丰富性，使徐汇滨江成为了人气极旺的城市休闲空间。徐汇滨江的特点恰好是许多城市的大公园、大绿地所不具备的，是其中的特例。

　　许多城市中常见的大型中央公园、绿地，往往有着广阔人工湖、起伏的草坡、修剪整齐的灌木、曲折的花径……一眼望去，很绿、很阔气。但人在其中，除了散步跑步，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

　　一些乔木种植在远离人行道的地方，市民很难享受到林下空间。遇到炎热天气，体验感便大幅下降。有的情况更为极端，可能在这些中央公园、大型绿地内部及周边数百米的范围没有可休憩的空间或消费场所。

　　这种建设模式的精华在于开敞绿地，比如纽约中央公园、上海徐汇滨江的一些草坪可以进去躺下、野餐、玩飞盘。但大部分城市对于绿地管理政策有所不同，不少公园的草坪不允许进入，这使得公园的实用性很有限。

　　管还是不管？

　　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前言中的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希望，未来的上海，跑步的人可以有地方跑，在家附近就有一片绿肺，跑累了坐在草地”。

　　能让市民坐进草坪并不容易。维护草坪的财政压力是一方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说，那些美国大学里的草坪随便踩、随便躺，其实几乎每天都有人去修补草坪，在坑洼的地方抹上一种绿色的泥、里面还有草籽，使地面看起来美观，草也能慢慢长出来。当下，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一些地方允许市民进入草坪玩乐，这背后意味着大量的财政投入。

　　另一方面，也有观念的原因，比如东方人和西方人对环境消费习惯的不同，对公共空间理解的不同。“我们会认为很多公共物品归政府管理。”乡伴文旅集团绿乐园CEO薛松说。

　　把公园管起来，也是职能部门习惯的理念。管不管，怎么管，这个问题贯穿在所有规模的公园中。

　　在上述“口袋广场”的门口，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这里被要求每天傍晚关闭，但作为围栏使用的小铁门和灌木丛都十分低矮，翻越灌木丛毫不费力。而那排灌木中间确实也有一道光秃的口子，“这儿至少重新种过4次。”小琪指着说。街道和小琪都曾疑惑，既然要关闭，为什么不把围栏做高？设计师给出的答案是：不希望灌木遮挡路人的视线，而是让行人路过就能发现小广场。

　　为便于运营和管理，各地城市中确实有大量公园、绿地是被围住的，但许多景观和建筑规划的业内人士都在呼吁更为开放的公共空间。口袋广场上，铁栅门、低矮的灌木丛以及那个光秃秃的洞，折射出多方对“管”的矛盾。

　　公园承载的观念与价值

　　在大城市，老公园和新公园形态截然不同。

　　上世纪八九年代，曾大量修建一批市民公园(多取名为人民公园)，中国传统的园林造景手法对它们影响不小，例如拱桥、亭台，曲径通幽、一池三山以及大量可供休憩的林下空间，这些与现在“中央公园”注重的开敞、大气的风格有所不同。

　　整体而言，因为地处区域核心、景观尺度宜人，许多城市的老公园依旧深受市民喜爱，“相亲角”也往往形成在这些老公园中。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些海归学者带回来“大景观”的理念。周榕提到，与传统园林景观相比，这形成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交锋，这一派更讲究大尺度的景观，比如大草坪、大山水、大广场。这种风格有贡献，也有问题，例如景观和功能比较单调，但设计思路很好学，建设起来也能很快出“效果”。

　　“建设大体量的公园或者绿地，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城市所谓的可识别性特别强。”薛松说，早些年，城市确实喜欢把公园做大、把整个格局做大，提出诸如某某区域最大公园等概念。

　　薛松在景观园林公司从业的数年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城市很看重绿化率这个生态指标。对于“中央公园”模式，薛松认为，它们更应该被称为绿地，因为主要是对城市绿量、城市形象的一种展示。

　　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的越发重视，公园城市的理念被多座城市频频强调，推进公园建设的力度很大，也时常出现在官方宣传中。

　　“当公园被当做一种政绩，也会体现出政绩角度的价值观。”周榕提到，比如关注点在于绿化率等数据表现好不好，或者看起来是否美轮美奂(以提升城市形象)等。

　　实际上，在许多城市的总规或相关政策中，人均绿地率指标时常出现。宏观层面的数据统计是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计算出的绿地不等同于可以真正使用的面积。

　　周榕表示，从2019年的数据看，北京人均绿地率达到16.4平方米，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恐怕大多北京市民对此都没有“感觉”。在他看来，真正好的公园，不是一个装备探测出的数据，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空间，让人特别能感到放松、跟自然亲近的地方。比如，能不能坐到树下去读书、能不能让小孩去草地里打滚……

　　快速建设浪潮下“千园一面”

　　三年前，公园城市的概念首次提出时，各界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也试图去强调其中的“公共性”，而并非绿化率指标。在一次讨论公园城市的大会上，同济大学副校长、成都市公园城市规划建设首席顾问吴志强就提出公园城市不仅是“表皮的绿”。

　　如果希望公园被市民更好地用起来，在“表皮的绿”之上需要进行空间设计。但问题是，设计并不完全掌握在景观设计师、建筑师、规划师手上。

　　在薛松的从业经历中，这更多要看城市领导的想法，毕竟公园是市政投资的项目、也受领导意志的影响。“我们要在做好设计和说服领导之间做折中，到最后施工方临时调整设计方案也不鲜见。”薛松说，他印象中有两次很顺利的设计工作。

　　一次是上海世博会园区，这个项目预算十分充足，并且相关领导敢创新，乐意接受一些新设计、新想法。另一次则是为上海嘉定区的一处空间服务，也是因为当时的领导出身同济大学建筑相关专业，对于公共空间的设计有自己不俗的见解，双方合作起来也较有默契。

　　另一方面，当“建公园”成为城市战略被大力推动，这类项目几乎永远都在赶时间、抢工程。此时，选择最习惯的、可快速出视觉效果的模式十分重要。近年来流行的“中央公园”，许多不外乎是从大草坪、喷泉、大广场、湿地等元素中选取拼接，然后做出地形的起伏、花径的蜿蜒，迅速推动公园的建设，同时拉动周边土地价值、支撑新城开发。由此，公园的“使命”基本达到。

　　在这种背景下，很难关注到公园里影响人的体验的细节，也造成继城市建筑之后城市公园的雷同。

　　从园林走向公园

　　在古代，园林是皇家或者私家所有，作为一种奢侈品存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园林造景艺术的发展，更多体现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进入现代社会，当园林成为公园时，公众性也成为了它天然的属性。当下，也有越来越多城市在关注公共空间的共建共享。

　　那么，市民想要什么样的公园？

　　对于小琪，以前她更喜欢阔气的大公园、大绿地。遇见口袋广场后，这份社区感、人情味让她更感舒适。对于沪漂的白领李乐，最感怀的是二十年前故乡县城里的河滨公园，那里除了像棋盘一样排布种植的大树，并没有太多景观，但总是很热闹。

　　小吃餐车、套圈游戏、花鸟市场，沿着河边还有一排茶铺。不设篱墙，也无太多管束，可以摆摊、也可以组乐团演奏。

　　“以前那种非规划性，反而让人们对空间的使用在很多时候是最优化的。比如这里出入方便、树很大，那么很快就会有人在下面摆摊，这是人的活动跟自然形成一种有机的融合。”薛松说。

　　过去很多公共空间的场景都是几十年、几百年间由人们的生活习惯铸就的。大树慢慢地长，长到一定体量，人就会在下面集聚。“但我们现在的景观建设两年就干完了，不太会在短期内形成那么好的社区氛围。”薛松说，还有一点遗憾是，我们的公共空间建设时干预比较多，不管是中央公园还是口袋公园，自上而下的规划管理很多。

　　实际上，无论是口袋广场还是徐汇滨江，或者李乐口中的河滨公园，这样富有活力的地方，共同的特点正在于更多将选择空间使用方式的权力让渡给市民。

　　当下，随着新城建设逐步完善，“中央公园”的建设机会在减少，城市更新的步伐正在促使口袋公园的涌现。要注意的问题是，一些口袋公园的设计基本等同于把中央公园的一小部分搬过来，但口袋公园其实可以设计为促进社区交往、社区复兴的空间。

　　比如，上海的口袋广场由小琪而并非街道工作人员来打理，这已带有社区“共治共享”的色彩。在这方空间里，一年多以来，小琪和周边居民一起探索着使用社区开敞空间的边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干涉要在怎样的尺度——咖啡馆的员工劝导过醉酒的大叔、穿比基尼晒太阳的女孩，以及在早上练习黑管但吹奏技术欠佳的老爷子。

　　过程中难免有冲突，但彼此达到了和谐的平衡。因喝酒与咖啡馆员工发生冲突的大叔，后来送来两篮杨梅道歉。吹黑管的老爷子也愿意推后他的练习时间，让周围的居民“多睡会儿”。有的居民对口袋广场更产生了一份责任感，一位客人主动参与解决了广场小马扎维修费的问题。

　　正如金云峰所说，市民对公园、绿地已不仅在于对绿化的欣赏，其期许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微型公园(口袋公园)，公众参与非常重要，也给园林绿化部门的跨界资源协调、组织引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园首先是一个公共空间，而不是一块单纯的绿地。”周榕也表示。

　　公园不仅是做花径的游戏、做园林的文章，甚至也不是做城市形象的文章。城市越来越大，楼越来越高，人口越来越多，而公园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正是增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