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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脚印 印象—1979
日期:2008-03-26     来源:苏州新闻网     作者:   我要评论()



改革开放30年

  东园一角,小小的明轩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它那孪生兄弟是第一座走出国门的苏州园林

  首届寒山寺听钟声活动

(选自市地方志办《老苏州百年历程》)

  撰稿:商报记者 张俊启 王东来 施晓平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潮涌动的改革开放一开始也只是料峭春寒中绽出的星点新绿。许多现在看来简单得仿佛公理的观念,当初的人们却是鼓足无穷的勇气,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才艰难地喊响;许多在历史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突破,偏又是极其偶然在民间悄然出现,当事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它会对未来产生多大的影响。

  不经意间,这些几乎看不出来的萌芽,染绿了早春的江南。

    明轩,见证了苏州园林走向海外的第一步。拍板的是邓小平

  薛福鑫,一个普通的香山帮匠人,要出国了。时间是1979年12月31日。目的地:美国纽约。那时候,美国,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与月球相仿。薛福鑫本人的激动以及周围人们的羡慕可想而知。

  薛福鑫可不是去旅游观光的。他的任务,是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一座原汁原味的苏州园林。将苏州园林搬到海外去,拍板的竟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还得回溯到那年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会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时双方商定了此事。

  任务交到苏州,自然被列为头等大事。领衔“动脑”的著名园林美学大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领衔“动手”的就是后来被称为“当代蒯祥”的薛福鑫。为了在最小的空间中充分展示苏州园林的魅力,他们费尽了心思。最后决定,以网师园内的“殿春簃”为范本,在占地不过400平方米的空间里,浓缩进典型的苏州私家园林的所有要素。

  薛福鑫负责为工程造预算,他拍大了胆子交上去一份预算表:19.5万元的工程款外加2万元机票费,这在当时实在算得上是巨款了。没想到预算报到国务院,时任副总理的耿飚大笔一挥,干脆地在预算后面加了一个零。到了美国,美方又把造价提高至300万美元。所有砖木构件都是先在苏州做好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一模一样的全都做了两套。其中一套,先在东园里搭建了起来看效果,那就是现在我们还能在东园见到的明轩。年底,陈从周、薛福鑫一行赴美。明轩在美落成,已经是第二年的5月了。

  旁白:迈出第一步,才是最难的。如果不是小平同志亲自作出这个决定,苏州的匠人们很难想象,会在海外建起一座让我们骄傲的园林。邓小平此次访美,还有一段与苏州关系紧密的插曲。他送给卡特的礼物,是苏州工艺美术大师顾文霞的徒弟余福臻绣制的双面绣《小猫》,后来这演绎成了卡特与顾文霞之间的一段佳话。

  当年1月,苏州市成立了外事办公室。

  寒山寺第一次响起迎新年的钟声。上海人悄悄开始了“苏州一日游”。到苏州来的国内外客人多起来了

  就在薛福鑫等27个苏州园林专家启程赴美的那一天,日本池田市日中友好会副会长藤尾昭带着120个日本客人到了苏州。除夕晚,苏州城外寒山寺首次响起了新年祈福的钟声。

  寒山寺新年听钟这一创意,就是藤尾昭最早提出来的。当年盛夏,寒山寺刚刚修复,藤尾昭到此观光,陪同他的是当时的市旅游局局长吴增璞。一见张继的那块诗碑,藤尾昭立即抢先背了起来。原来,这首诗被收入日本的小学教材,在日本几乎人人会背。藤尾昭忽发奇想,日本人有听钟声迎新的传统,如果组织他们来寒山寺听钟,一定很有号召力。吴增璞一听,连声称好。两人再没心思看其它的景点,立即回到南园宾馆,筹划起来。

  一位美籍华人刘美远抢在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的第一时间申请了签证,踏上了归乡省亲的里程。2月20日傍晚,她登上从北京南下的119次列车。从北京到苏州,这趟车走了21个小时。她在后来发表的文章里写道:“那一年我哥哥37岁,已有两个女儿,全家与岳母住在一起。他5岁女儿围着我团团转,喊着姑姑是个‘外国人’。哥哥的家就是一间方形的屋子,中间由大柜子分成两个12平方英尺左右的区域,沒有卫生间。哥哥在一家丝绸厂做工人,月工资只相当于26美元。然而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很显然,她的哥哥已经不会再为这突然出现的“海外关系”而担惊受怕了。此行,也让这位记者决意留在中国。第二年起,她就成了美国《新闻周刊》北京机构的负责人。

  国内团队也开始出现在苏州街头。来得最早,来得最多的是“阿拉上海人”。偷吃“禁果”的是上海的一个老导游戎良,他悄悄约了50个以前的“老客户”,用一辆接送三线工人的大客车,将他们拉到了苏州 “散散心”。他们没敢说是旅游,是因为十多年来,这一直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苏州回转上海,一个开心得忘乎所以的客人将这件事透露给了记者。没想到,1979年3月4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事,题目是《上海恢复苏州一日游》。这则消息成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旅游,终于被“上面”允许了。从此,“苏州一日游”公开组织起来了。到10月1日,上海索性亮出了“国庆游”的旗号。提前一个月,报名的人排起了100多米的长龙。参加经济团到苏州,每人7.5元,还可以到松鹤楼吃上一顿,一桌10人,四个冷菜八个热菜。当然,不能忘了“每人交半斤粮票”。

  旁白:当年,到苏州的游客数突破5万。寒山寺听钟声从此成了苏州一年一度的传统文化旅游项目。那一年,东园建好了,北寺塔修复开放了,许多在“十年浩劫”中被破坏的人文景观也开始修复;苏州饭店内建起了9层的旅游大楼;成立了苏州旅行社。一个海内外知名的旅游城市,终于重新打响了“旅游牌”。

  百年老字号重新挂起了“金字招牌”,有了这些老字号,观前街又有点像观前街了

  二十岁刚出头的谭以文那段时间兴奋而又紧张。观前街上的“红旗”副食店终于要重新挂起“采芝斋”的老牌子了。可是,旧牌匾早已被当作“四旧”砸了。店方想请书法家重新写一块。大师费新我自己没有动笔,力推自己的学生谭以文来写。第一次要将自己的字挂到街头让万人评点,难怪这年轻人忐忑不安,各种字体试写了无数遍,最后由老师选定了三个隶体的送了出去。

  忙着重换旧店招的不只是“采芝斋”。“苏州糕团店”叫回了“黄天源”;“苏州熟肉店”叫回了“陆稿荐”;“红太阳副食店”叫回了“稻香村”;“春光绸布店”叫回了“乾泰祥”……一家家老字号挂出了旧店招,观前街终于又有了观前街的味道了。当然,除了店招,前店后坊的传统格局、脍炙人口的特色品种也一一恢复了旧观。

  旁白:大到街名厂名、小到给孩子起名,总会带上时代的烙印。换名字是最简单的“革命”。“文革”时,几乎所有的店招街名都在一夜间换成了“红彤彤”的名字。被换了名字的,还有三个城区的区名。1979年,它们也被换了回来。东风区恢复为平江区、红旗区恢复为沧浪区、延安区恢复为金阊区。“文革”中,许多跟着形势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卫东、卫彪、爱红、爱武的,又悄悄地改了回来。

  苏州也开始生产洗衣机了,起了个很诗意的名字叫“白云泉”。没有上下水,只好把洗衣机搬到井台上用

  星期天,张苏生有个任务,和他妈妈一起把洗衣机从两楼搬下去,搬到院子里的井台上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家并没通自来水,而用过的脏水也只能从装在窗台外的铁皮漏斗往下倒。再加上这洗衣机只是单缸的,没有甩干功能。洗过一遍,就得捞出来用手拧干,在楼上,实在没法干。

  麻烦归麻烦,搬到井台上去洗也给了张妈妈一个炫耀的机会。那时的洗衣机绝对是件稀罕物。生产它的只是第二轻工机械厂的一个车间,一个车间33个人,那一年的产量也不过百把台。它有个很诗意的名字——白云泉,出自一首咏天平山的诗。这三个字,与洗衣机倒是蛮贴切的。

  旁白:生活的变化就是这样一点点开始的。当年,苏州市三个水厂的年供水量大约是3000多万立方,自来水用户700家左右,其中还包括了工业用水的数字。居民户大多是在院子里立几只共用水龙头,洗衣服要么上井台、要么上河滩。

  拿到的奖金比别人多了3元钱,回到家里喉咙也响了。“大锅饭”终于有稠有稀了

  东吴丝织厂机修工吴师傅这几天回到家有点气粗,只因为递到老婆手里的钞票多了三张“一块头”。递钞票时,特别还加上一句,多出来的是奖金,别人都没有我这么多。

  东吴丝织厂的水榭牌塔夫绸一直是出口的拳头产品。靠它,东吴丝织厂的工人们总比其它厂的要牛气一些。1979年,国家为鼓励出口创汇,开始推行外汇留成制度,东吴厂首先得益。有了钞票,厂里就开始从国外引进剑杆织机等先进设备,接机器、调设备,吴师傅就忙了起来。偏偏这个时候,市里下达了改进奖励制度的新规定,第一次明确奖金是超额劳动报酬,要克服“平均主义”。吴师傅也第一次比其他工友多拿到了3元奖金。

  旁白:啥叫“大锅饭”?企业做得好与差,工人做得多与少,统统与收入没关系。1979年,这种极大挫伤积极性的体制开始松动了。当年10月,苏纶纺织厂等苏州的14家全民所有制企业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润留成制度,希望通过试点,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和个人多得。这一变化,绝对来之不易。这是由国家经委、财政部下文批准的。

  当年,全市企业发放的奖金总额1348万元。人均不到45元。不过,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数字,这已经是上一年的488%了。

  知青插队叫停了,下放干部开始回城了,新村建到城外了,平均居住面积却下降了

  骑上自行车,结伴到城外看热闹去。

  这一年,新庄、里河、南环、苏安四个新村同时开工。加起来380栋设计规模绝对是苏州有史以来最大的。更特别的是,这四个新村统统建到了护城河的外头,近2500年不变的古城墙终于框不牢“小苏州”哉。尽管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些在农田里立起来的住宅楼实在有点远;尽管不少套型只是一室一厅,不到30个平方米;尽管不少赶去看热闹的人根本没有可能分到一套这样的房,但这么一下子建一大片新房子,实在有点“稀罕”。更加让人眼热的是,这里面都会装上抽水马桶。这对倒惯马桶的老苏州来讲,诱惑力太大了。

  当年,竣工的住宅也比上年增加了差不多一倍。不过,让人意外的是苏州的人均居住面积反而降了下来。查查原因也简单,这一年,持续10多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正明确停下来了,想办法用“病退”等名义回苏州的知青却是越来越多;1969年冬到1970年春下放到苏北盐城去的人们也开始回来了。这批人去的时候是3.69万人,回来时不少人已经添丁加口。他们回来,大多没有房子,只好在父母兄弟家本来就挤成一团的房间里多摆一张床而已。

  旁白:上山下乡停止,留在城里的中学毕业生也不再“统一分配”。这一年,他们的就业开始由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现场的情景有点像现在的“双选会”。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窗口。中共苏州市委号召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数字说话  

                         单位               数据

  全市总人口             人                 629294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119.12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5283

  年末工业单位数         个                 581

  其中:全民             个                 190

  集体                   个                 391

  工业总产值             万元               304637

  职工平均工资           元                 604

  基本建设总投资额       万元               9990

  竣工房屋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50.91

  其中:住宅面积        万平方米           23.62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             3.94

  财政收入               万元               48791

  城市平均储蓄数         元                 150

  来苏旅游数             万人               5.02

  所列数据因历年行政区划、统计口径变化,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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