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下午2点半，在第六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与营建学术论坛上，当主持人用“期待已久”介绍“明星嘉宾”俞孔坚的到来时，现场观众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

　　机智、幽默与渊博的知识让俞孔坚成为当天论坛最受欢迎的一位演讲嘉宾。这位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规划界名人所讲的景观都市主义论，简单来讲即是，要在景观中营造城市而并非在城市中造景观，更不是用“建筑都市主义”在城市中造建筑。虽为老话题，但俞孔坚却赢得了最多的掌声和笑声。

　　中国城市的“四有四无”

　　即便会议现场就在上海，敢说敢讲的俞孔坚也能直言不讳地指出，上海的天际线就像“牙科医生的工具箱”；他甚至开玩笑般地指着本次论坛的“园”字会标批评，景观规划不等同于园林规划。

　　俞孔坚指着一张上海外滩天际线的图片笑言，他不明白这幅“让他看到就牙疼”的场景为什么总是在电视上骄傲地出现，建筑单看上去都很漂亮，可是放在一起却活像“牙科大夫的工具箱”，顶端尖锐，参差不齐。

　　他表示，全国城市现在都有个通病：有城无市、有生无气、有房无居、有水无灵。“造出来的城是空的，有躯壳在，却没有人气。盖了那么多200平方米的公寓、300平方米的别墅，可是城市里的人没有归属感，总觉得没有立足之地。”

　　传统的建筑都市主义是导致城市呈“摊大饼”蔓延趋势的罪魁祸首。城市与区域的整体有机性都在规划出来的一道道“法定红线”中被破坏，当城市建设边界、各个功能区及地块的边界明确被划定时，甚至连绿化系统也成了城市用地划线里的“专项规划”。“这样的规划，从根本上就无视了天地是一个有机的景观系统。”他表示。

　　都市主义带来的另一大弊端是，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往往难以预测，“虽然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可是规划还是在计划时代，规划师对市场又不甚了解。城市规划者现在更多的是告诉土地使用者应该做什么，而实际上，首先应该告诉他们的是不准做什么”。

　　“景观应该取代建筑，成为当代城市建设的基本机构。”俞孔坚指出，“景观是生态、经济和社会过程，不仅仅是物质的形。而景观都市主义就是组织和调理地标与场地，使不确定的未来场景在这里展开”。而这刚好与当今现有城市再造景的理论相反。

　　“只有景观才是城市真正的基础设施，城市虽然不确定，但景观却是确定的。”俞孔坚总结。但现在景观规划又无法引起重视，俞孔坚曾经帮助某城市处理防洪堤渗水问题，市长听说他是做景观的，开口就问能不能先美化一下防洪堤。俞孔坚说，我是来解决洪水问题的，不是来做美化的。他带队先挖通水道，再建堤坝，而这位市长显然没料到，这个景观设计师帮他重新恢复了水利工程。

　　没有蚊子的“红飘带”

　　秦皇岛市杨河公园的“红飘带”是俞孔坚和他的土人景观工作室口碑极佳的作品，并于最近获得了一本国外旅游杂志评选的“世界建筑新七大奇迹”奖。

　　“’红飘带’是我们仅用了3个月就建成的30公顷的一个公园。”提起这个项目，俞孔坚表示，“我们用最小的干预获得了最大的城市需要。目前三峡的生态危机已经显现出来，可是我们做红飘带没有破坏任何生态过程。”俞孔坚所指的“最小干预”，就是这根“红飘带”。

　　“红飘带”是这个公园中一条蜿蜒500米长的多功能装饰带，用材是最简单的玻璃钢，依着汤河河道廊道而建，因为红色在中国是喜庆的颜色，所以俞孔坚对这种富有民族特点的颜色情有独钟。“以前的公园都是用人工代替自然，但我们用了这个最强烈的红色的城市元素，用了现代合成的玻璃钢材料，把灯光、步道这些象征城市的元素都整合进来，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个地带已经城市化了。”

　　“做规划就像吃自助餐，你只需要取你需要的，不要拿你吃不了的。”俞孔坚说，“当时相关领导要砍掉公园里所有的杨树，说要种银杏，要建高级公园，我说没必要种银杏。不光是杨树留下，杂草、野树都留下来了。现在这个地方成了城市人的休闲场所。有一次，我们上午去考察就遇到一群人坐在红飘带上乘凉，下午回来时，他们还在那里坐着，很高兴的样子。”

　　有意思的是，现场有观众问，“红飘带”这个公园杂草丛生，被蚊子叮了怎么办？俞孔坚自信地说，他们没有破坏“红飘带”里面任何生态系统，生物链都是完整的，有蚊子就有青蛙，所以根本不用怕被蚊子叮。

　　俞孔坚认为，“红飘带”是针对中国现实，反对经济上的铺张浪费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我做过的项目都体现了当代性，而不是古典传统的亭台楼阁。这对中国传统园林是颠覆性的。红飘带的红色放在绿色背景中重要的不是和谐，而是强烈的对比。红色给人以激动、开朗和活力。我认为这是现代中国景观的心声。”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