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越来越为设计界和城市规划界熟悉的俞孔坚，是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一位致力于通过“反规划”途径、建立城市和区域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生态+文化遗产+游憩系统、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新桃源的景观设计师。

　　景观设计师俞孔坚把质朴的田野带入城市，并对时下建筑业中盛行的崇洋风气展开了批判。他认为设计要倾听大地的声音、符合大自然的过程和规律、充分利用资源和过程；他抨击以金钱为价值取向的文化的“暴发户心态”；他追求的是为平民而创造白话时代的寻常景观；他强调“节省”不仅应该成为我们评价人居设计好坏的标准，而且应该在审美范畴中起到决定其存在意义的衡量指标；他奔走、他呼吁社会各界打造人居，首先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不满足于谈经论道的俞孔坚创建“土人”设计研究院，将自己的理论应用到中国景观的实际建设中去。在他的景观世界里，好的景观就是白话文时代的寻常景观，人在自然真实的环境中，实现真实的居住。于是，他与洪水为友，在浙江台州，砸掉了河流的水泥堤岸，恢复生态湿地（该项设计获得了2006年的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设计荣誉奖和2005年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他把稻田搬进了沈阳建筑大学新校园（该项设计获得了2005年的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设计荣誉奖）；他把玩水的孩子们带到了都江堰水文化广场（该项设计获2004年的国际青年建筑师推荐奖）；他更保留工业遗产，让广东中山的岐江公园充分地展示了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该项设计获得了2002年的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设计荣誉奖和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等多项大奖）。

　　2007年的第一天，本报记者戴牧和景观设计师俞孔坚的如下谈话，也许我们能更多地了解他的信念：

　　戴：您认为作为一名设计师首先应该具备的是什么？

　　俞：设计师要有忧患意识，要关注城市的生和死。说得严重点，就是历史的担子压在了设计师身上。当代中国城市面临三大危机：环境与能源危机、身份危机和信仰危机。环境与能源危机是不言而喻的，而身份危机就是“我们是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传承的是哪种文化，是中国传统的封建帝国，还是古典帝国的西方，还是一个真正科学民主的、代表人类先进文明的现代？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信仰的危机。没有信仰，等于人们生活在没有灵魂的土地上。当我们热衷于用死的设计语言（包括所谓中国传统的封建帝国和西方古典帝国的城市语言）来设计一个远离普通人生活、没有灵魂的城市时，其实，城市也就死了。胡适曾经说过：“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我们在呼唤设计师队伍的忧患意识的同时其实也在呼唤民众的艺术觉悟。

　　戴：现今，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在大力兴建公园，建设纪念性和展示性景观大道，以及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广场。您是如何看待这场中国城市美化运动？

　　俞：现在许多城市都为建设纪念性和展示性景观大道而大兴土木。它们往往以欧洲的巴洛克城市景观大道和广场及建筑为模板，强调宽广、气派和街景立面的装饰。国外建筑师在中国土地上弄出的震慑人心的建筑其实就是在把帝国的意识强加给中国。有了钱我们干什么，有了钱我们缺什么？我们缺的是伦理和审美。

　　戴：您认为应该如何进行对民众的审美教育来获得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

　　俞：关于文化身份的教育不是机械地说要回到传统来找回自信，我们有5000年的优秀文化，但那是遗产，不是这个时代的。我们的教育应该找到当代人的自我，使当代平民、当代人民重新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应该进行城市的启蒙教育、公民教育，公民的身份、公民的义务、公民的责任，使人们回到平等的人的教育，就不会出现我们老向往帝王的生活、老向往贵族的生活。一个民族越先进、越发达，对待平常就会越重视，对待平常人的生活就会越重视。一个时代越告别了帝王时代，越走向科学和民主、平民化的时代，这个民族就会越懂得日常美的重要。

　　戴：您从景观设计到建筑设计，最后到土地设计，您是如何从土地、生态的角度去理解景观设计的？

　　俞：景观(Landscape)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它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的烙印。景观设计学(LandscapeArchitecture)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尤其强调土地的设计，即：通过对有关土地及一切人类户外空间的问题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设计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解决途径，并监理设计的实现。无论学科如何发展，景观设计学科的一些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热爱土地与自然的伦理(天地)、人文的关怀(人)和对待地方文化与历史的尊重(神)。

　　我一直坚信只有土地才是最真实的，我从小在浙江金华的农村长大，当我在美国SWA成为职业设计师时，发现我的设计灵感竟源自儿童时的体验。幼年时穿越弄堂、在甘蔗地捉迷藏这些反复的把戏，都给了我最初也是最好的空间体验。这是基因和儿童的经验决定了的。家乡的土曾经陪我漂洋过海，至今还留在我的身边，已经整整25年了。对我影响最大的生态规划大师迈克哈格曾以一本《设计遵从自然》而对美国当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造成的恶性生态环境指明出路。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进行着在中国城市和大地上实现连续的绿色空间网络、自然的河流水系、安全的自行车通道和充满神灵的文化遗产网络的建立这样的努力，这是一个让我们每个人获得“天地－人－神”和谐的网络。假如我们的规划设计师都是在水泥森林中长大的，这将是非常可怕的。

　　戴：在2006年由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和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首次联合主办的大会上。你发表了题为“生存的艺术：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的主旨报告，引起强烈反响。你为什么最终会认定自己所从事的景观设计是“生存的艺术”？

　　俞：全球化和城市化，给景观设计学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危机、精神信仰缺失，要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重任。而面对这样的重任，景观设计学必须重归土地设计监护的生存艺术，挣脱空洞虚伪的“造园艺术”的羁绊，解开有闲士大审美趣味下的裹足，走向广阔、真实而寻常的土地，寻找大禹的精神、汲取在土地上生存的技术和艺术。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景观设计学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阉割了。中国的问题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

　　戴：就目前而言，您认为国内的景观设计现状和您期盼的差距如何？您最近在做的事？

　　俞：中国的市场需求摧生了景观设计学行业和学科，她在艰难地摆脱传统园林意识和教育体系和旧有体制的桎梏，开始走向成长之路。问题当然很多，但前景光明。教育的落后，人才，特别是师质的缺乏是目前这个专业的一个瓶颈；而专业组织的缺席是行业发展的急需，也是市场的不规范的根源。全民普遍审美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决策者审美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是中国景观设计期待缩小与世界差距的根本。

　　最近在做的事包括几个城市的设计工作，有上海的世博园，沈阳的新区建设，秦皇岛的滨海设计等；正在主编两本景观设计学方面的杂志；筹办2007年北大景观设计大会和准备工作；2007年在世界各地的3个主题报告，包括2007年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美洲大会的主旨报告。

　　戴：祝您顺利并期盼看到更美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