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不算吧。其实他的建筑风格还是带有很强的折衷主义的。早期表现出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之后的带有现代主义特征的建筑也不是特别先锋，也都有一些古典主义的或装饰性的细节表现。邬达克在当时是比较有名，他很注重把自己的作品拿去发表，国外的一些建筑杂志刊登过他的图纸，其中的一些图纸还被博物馆收藏了，包括很多建筑杂志，中国的、外国的都在介绍他。比如像国际饭店这样的建筑，在当时是上海的第一高楼，在国际上也比较有名。

　　而且，邬达克的声名和当时上海的地位也有关系。那时的上海刚好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师都来到上海，或者往来于上海和欧洲之间，邬达克的建筑作品也通过他们传播到全世界。但是说邬达克是一个世界级的建筑大师，那就算不上了。

　　B：也就是说，他不是那种个人风格特别突出的建筑师?

　　H：对，但是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职业建筑师。

　　B：那么这和他从事建筑的目的有关吗?为了生存而从事建筑，只是把建筑当作职业?H：怎么说呢，刚开始时可以说是为了生存。他其实本身的兴趣不在建筑，而在考古和宗教方面，但他是家中的长子，所以还是承袭了家里的建筑传统;逃亡到上海之后，又要承担对妻子儿女的责任，他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所以职业方面的责任感很强。但是说只是为了生存，也不尽然，因为到最后他已经很有名了，也很富有，和很多上海的官商要人也都很熟悉，过着上等阶层的生活。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语言能力很强，会英语、法语、德语等很多语种，交际方面也很行，所以在建筑这一行业里做得很好。他对建筑的设计方面很用心，也很会和他的主顾建立良好的关系，比如像孙科住宅，他帮孙科(孙中山之子)设计住宅，然后赠送了花园里的雕像。

　　B：在当时的上海，他过着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呢?

　　H：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有一点工作狂。据他的子女回忆，他们住在上海时，很少有跟父亲呆在一起的时候。邬达克总是在自己的书房里查阅资料，画图纸，或者是出去跟客户见面，去工地勘察工程，非常努力。

　　B：他在上流社会也很有名?我看到一个说法，说在当时的一些聚会上，不聊邬达克是很落伍的事情。

　　H：有可能。他当时有很多中国的客户，因为他是流亡到上海的，所以他的身份一直没被认同，也没匈牙利国籍—他一生都在为争取国籍努力着，但到很晚的时候才拿到，将近1940年的时候。但是这也导致了他的事务所不属于任何国家，如果在建筑上出现纠纷，不用通过公共租界解决，在中国的地方解决就可以了，这是一开始中国客户愿意找他的原因。后来则是因为他敬业，并且渐渐有了名气，大家族需要建造宅子的时候，都以能得到邬达克的设计为荣。

　　每一座建筑都为地基而生

　　B：在上海的30年间，邬达克的建筑风格有着明显的变化，一些评论说邬达克的建筑经历过3个阶段的变化，古典主义、新装饰主义和现代主义。你怎么看?

　　H：邬达克的建筑不能够这样截然地分开，他在克利洋行的时候，作品的确大多数是古典主义的，比如像美国总会，但后来，新装饰和现代主义往往都是一起使用的，而且都带有很强的折衷。邬达克没有固定的风格，英式的、法式的、西班牙式的风格在他的建筑中都有体现。有的时候，他的现代主义建筑中也还是有某些古典主义的特征。各种风格在他的建筑中都不强烈。

　　B：在当时，邬达克是怎样和国外的建筑师交流的呢?他如何吸收国外的建筑经验?

　　H：他很关注建筑发展动态的。他一直和他的母校—布达佩斯皇家学院的建筑系保持联系，还会经常出国去看建筑发展的情况。因为在西伯利亚战俘营呆过的关系，他的脚有些问题，所以每年夏天他都会带着妻子儿女去欧洲避暑，或是在日本住上一阵子，在这个期间，他和西方的建筑业保持联系。

　　B：现在的上海，虽然很多邬达克设计的建筑都已经废弃了，有的还很破败，但是远远地看着还是会觉得很有感觉，比如苏州河一带的老建筑，会让人觉得那就是老上海的建筑，或者那就是老上海本身。邬达克建筑这种跟上海融为一体的感觉，是怎么达到的呢?

　　H：这也是我觉得邬达克建筑最值得一提的地方。邬达克设计的每一座建筑都是为地基而生的，他很看重建筑所在地的“文脉”，很注意保护这种文脉，无论是古典主义、新装饰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在邬达克那里都不是绝对的，他的目的在于让一座建筑优美、实用，与外在环境融为一体。

　　比如大光明电影院，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座建筑，其实地势是很复杂的，也不规则，很多地方夹在街角，很狭窄，但是邬达克把这座剧院设计得很气派，里面的房间既休闲也不显得局促。还有吴同文住宅，建筑主体紧贴北京西路置于宅基北面，与契合道路转角而建的弧形围墙构成整体，从而在南边留出大片花园。这些都是建筑和地基契合的典范。这是我们应该向邬达克学习的地方，顺应地势设计出适合城市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