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引导，这是必须要重视的事情。”两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名誉理事长周干峙说。他坦言，日前，温家宝总理在第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就“规划引导”提出明确要求，这一点让他感觉很振奋。

　　要解决的不是技术问题

　　惨痛的教训不能忘记。周干峙认为，很多地方不是没有规划，也不是不重视规划，但就是不认真执行规划，没有严格实施规划。以防洪沟为例，城市规划对此有明确要求，但现在西部地区很多城市，根本就没有防洪沟，有些城市虽然也有防洪沟，但根本达不到规划要求。

　　周干峙说：“就规划而言，我觉得，目前要解决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在于这个规划究竟能不能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现在城市规划的呼声虽然很高，但实际发挥的作用却越来越小，很多好的规划意见得不到采纳。”他同时指出，我们做好城市规划并非没有经验，但很多时候，规划师的一些好想法没有机会表达，已经积累的许多好经验得不到推广落实，许多地方政府被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牵着鼻子走，规划有时成为一个“摆设”。政绩考核，联手保护，区域协调“我们在回顾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需要回顾一下‘伟大’错误。”原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说，“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城市安全的理念，目前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我们在安全方面确实存在很大问题。”

　　他提出，在对地方领导的政绩考核中，要把是否重视城市安全作为其中的考核内容。同时，各相关部门需要联手，仅靠某一个部门解决不了城市环境安全的问题。对于安全问题，不能就城市谈城市，而是要跳出城市，着眼区域。“在‘十二五’规划中，我们应该将安全问题明确提出来，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包括城市规划要解决的空间结构等方面，应该统筹考虑，作为其中的第一要务，不要再制造新的‘定时炸弹’了。”陈为邦说，“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重化工发展阶段无法回避，而发展重化工业，又必须布点。所以，要从区域的视角来解决问题，必须跳出城市，通过区域协调的办法，解决这一类有污染、有环境安全的问题。否则，重化工产业的选址就选不出来。”

　　让防患成为常态

　　规划本身往往是美好的，而实施过程却未必尽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提出，城市总的来讲是一个过程，不是最后的结果。未来这张蓝图确实非常美好，但实施的过程呢？现在很多问题就出在过程当中，如何加强过程管理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提出，我国的地理环境条件决定了自然灾害的发生可能是一种常态，那么就不要将这些灾害看作是千年一遇、百年一遇，而是要增强常态下的防患意识和防范意识，建立常态和应急的工作机制，而不能只是救灾、只是应急。防患于未然才是最重要的。

　　来自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的多英全指出，城市环境安全和减灾是非常宏观复杂的系统，靠几个部门单独研究很难研究清楚，应该建立一种协调机制。

　　清华大学教授张晓健则建议提高规划管理标准，比如将安全方面的内容列入规划标准，并在项目可研报告中专门增加防灾减灾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章节，同时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给予专项资金方面的支持。

　　南开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刘茂提出，应该建立完整的系统和体系，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制订比较全面和综合的城市安全规划或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作为规划来讲，我们要特别强调安全规划，特别强调基于风险分析的土地利用规划。但目前，对这种专项规划，平时重视不够，很多城市规划是‘长官意志’、凭着领导拍脑门来做的，更多地强调政绩、强调短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忽略了保障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刘茂说。

　　规划是城市安全的支柱

　　水利科学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减灾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娜强调，做城市规划时，涉及城市安全的规划一定要先做，先于其他规划。先把城市安全的规划做出来，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别的规划，才能谈人口要怎么布置，其他的布局怎么安排。

　　结合江苏近些年来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来自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高级规划师朱建国提出，要把城市安全方面的内容和要求，落实到控制性详细规划之中，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逐步深化和细化，而不能仅仅停留于城市总体规划这个层面。“如果把城市安全比作一座大厦，那么这座大厦的第一个支柱就是规划。如果防灾减灾工作都统一在规划的平台上，那么也就比较好做了。”北方工业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安全防灾减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苏经宇说，“目前最主要的障碍是体制障碍。现在的体制是各自为政，规划做规划的，抗灾做抗灾的，应急做应急的。如果这个不改，我们的基础就不牢。”他建议从规划角度反思，解决体制机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