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问题，世博会许诺带来世界上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在国际化的路途中逐渐面目模糊还是更加清晰凸显自己的风格，作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还在寻找答案

　　森佳尔·岳兹索伊(Sencar Ozsoy)说，“如果不是看到那么多中国人，我可能会问，这个城市的中国城在哪儿？”

　　穆罕默德·奥尔-布鲁徐(Mohammed Saeed Al-Blouchi)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全球化帮助我们，而不是在竭力奔向全球化的同时扔掉自己的文化。”

　　当被问及对上海的印象时，身为上海世博会土耳其馆总代表的岳兹索伊大使和卡塔尔馆馆长奥尔-布鲁徐表达了上面的想法。

　　在他们说话的这个地方成为世博园前，此处，以及与其共同组成“浦东”的一片区域，曾经在过去二十年间被视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据说在1990年代中期，浦东新区乃是世界上最大的建设项目，以至在这里工作的起重机几乎占到了全球总数的一半。在浦东建设的带动下，当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时，上海已经拥有了比纽约多出一倍的高层楼宇，200余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以及仅来自美国就超过12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

　　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空间与观念的变化仍在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名义不间断地发生于这座城市。“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好事，但城市不能因此丢失自己的特色。”岳兹索伊指着他在土耳其馆办公室里的一幅画说，“这是1910年的伊斯坦布尔，除了路上的马，今天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还保持着这个样子。”

　　上海，何为本土？

　　也许远不及今日伊斯坦布尔对历史的忠实，不过与浦东新区隔江相陈的外滩景观，大约也能使人对一百年前的上海有所感知。

　　“外滩有匈牙利建筑师胡达克(Laszlo Ede Hudec)设计的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他就住在上海”，这是上海世博会匈牙利馆副总代表李察德(Richard Mohr)的外滩印象。

　　“我喜欢外滩建筑的那种历史感，我会因此想到我的祖父，他曾经在那里开办过一家公司”，对于丹麦前驻华大使白慕申(Christopher Bo Bramsen)来说，外滩牵扯着如此记忆。

　　存在于这些印象和记忆里的，是那时外滩的国际繁华。

　　一百年前，这片“万国建筑博览群”所在街区的基本事实是英租界和法租界。那里有令中国人好奇又茫然的外国人物和事物，与这些人物、事物相联的意象，则是中国文化尚不知如何解读的“摩登”。

　　这片街区所在的城市，因为还有“万国公报”、“万国公墓”，甚至“万国禁烟会”等太多与“万国”相关的存在，故而整体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上的一个另类空间。可以说，自1843年11月7日开埠时起，上海便获得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文化面向，尽管可能只是若干面向之一，且生于殖民的压力。不过，如今看来，这种“本土”生来融于“万国”的宿命，似乎又使上海举办曾有“万国博览会”之称的世博会，成为城市历史预示的应然。

　　世界主义是上海人——一个在近代由江南各地人融合而成群体——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使上海人在获得广阔视野与胸怀的同时，也不得不为其崇洋媚外的价值取向承受詈诟。据说在抗击法军侵略时颇显民族气节的上海籍官员李平书，曾被李鸿章问道“君为上海人，胡异于西人？”在李鸿章看来，一个上海人持与西人有别的思想且不愿与西人为伍，反倒成了一件值得探究的事，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当时沪外中国人的认识中，“上海人”这个概念充斥着“西方人”的内涵。

　　被世界主义浸润的还有上海的城市生活。比如将西方联排别墅外观与中国庭院结构融于一体的石库门。这种曾经占上海民宅总数近70%、因而塑造了上海市民弄堂生活的特色房屋，如今显然已经成为表现上海本土文化的重要符号，以至在上海世博会上毫无意外地成为上海馆的建筑造型。再比如在1920－1930年代，上海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他或她爱吃法国面包还是日本生鱼片，爱读狄更斯还是泰戈尔，爱听中国京戏还是西洋歌剧——都是一座宜居的城市。

　　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接受的国际影响风云变化，而上海世博会正成为国际影响的最新标志。无论对上海还是对世界，世博会被赋予了更深的意义。

　　上海15年=伦敦150年？

　　在维系了一个世纪的国际化传统之后，作为世界城市的上海进入了与此前大不相同的三十年。

　　从1949年到1976年，上海承担了全国六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25万户居民挤在人均2.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加上80万只马桶和80万只煤炉，凑成一幅上海市井生活图画。”一个时期内，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生活层次下降。

　　而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自1949年至1985年，上海共向中央政府上缴税收3500亿元，而它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得到的资金支持却只有35亿元。于是，这座国际大都市遗民的务实以及带点情绪地将外地人统统蔑称为“乡下人”等种种行为，似乎也就变得可以理解。

　　“在居住空间狭小、资源短缺、高积累、高贡献的情况下，上海人的性格遭到了扭曲。”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分析说。

　　可以理解的还有，当1990年代得以拥抱全球化并由此重塑其国际大都市形象时，上海表现出的急功近利。

　　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定，上海的身份诉求自此得以同国家的发展战略握手言欢。伴随着上海飞速的现代化、全球化发展，与上海全球城市身份想象有关的话语，比如“东方的巴黎”、“中国的纽约”和“东方曼哈顿”等，也开始大量出现在文艺作品和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前景描述之中，而当纽约或曼哈顿成为上海的镜像时，现代化和全球化之于上海几近纽约化、曼哈顿化或西方化的事实则逐渐清晰。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教授吴志强表示：“上海用15年时间完成了伦敦用150年才做完的事情。”

　　上海地铁系统的建设始于1995年，但仅在过去一年，总运营里程就延长了一倍，突破420公里。这样匆忙是有理由的：预计有1亿参观者前来上海。上海正主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博会。上海希望通过世博会使这个城市迈入国际化的路途能够变得更顺理成章。

　　就在上海日益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一股与这座城市有关的怀旧风潮也从1990年代开始迅速兴起，且至今未见式微。在促发这一风潮的那些影视文学作品里，上海作为20世纪初远东最大、最美、最繁华的国际都市的意义被再三表达，而另一些与本土深刻相关的历史，比如殖民和民族斗争则被刻意隐去。这样的怀旧，使依据西方重塑国际都市的努力变得更加无可质疑，然而对于上海来说，这种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则暗示着城市文化身份的丧失。

　　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怀旧将或多或少地唤起中国以外的世界对这座城市异国情调的向往，上海则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多的现身机会。在城市竞争日益加剧的全球化时代，赢得资本的注意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所有通过突出城市形象为城市创造现身机会的努力因此都有潜在价值，在当代上海，最近的一次努力显然就是世博会。

　　“很难说当今的世博会有什么作用。……对于中国来说，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显得特别重要。”世博会开幕前夕，BBC新闻曾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上海世博会投资不少，但世博会也将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更多的知识回报中国，上海则因此成为世界的焦点，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上海，这种付出值得。”世博会开幕一周后，白慕申这样说道。

　　为上海谋求现身的努力，还包括那些有点极端的建设和快至过度的发展。比如挺立在浦东陆家嘴的那些摩天大楼——继420.5米高的金茂大厦和492米高的环球金融中心建成之后，上海还将在2014年拥有一座632米高的上海中心。这些惊人的数字无疑会频繁地将上海顶入全球高层建筑排行榜，因而可能比建筑本身更有必要。再有就是曾经占上海民宅总数近70%的石库门以及弄堂生活的日渐消失，关于此事，就职于一家外企的上海女孩张颖说，她对上海过往的缅怀正变得日益强烈，而对当下上海却有时会感到陌生。

　　上海社科院教授屠启宇表示：“在上海人看来，变化太惊人了，整个城市感觉都不一样了。我们既喜欢变化，也不喜欢变化。”

　　一位久居上海的外国人说：“金钱逐渐主宰了这座城市，抽空了它的灵魂。”到处是无特色的购物中心、星巴克(Starbucks)和无处不在的古琦(Gucci)店，“如今上海已很难找到有意思的东西。”

　　吴志强和屠启宇二人均同意这一点，但他们认为世博会能帮助扭转这一趋势。屠启宇称，城市居住品质是当今中国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二人表示，世博会将是一次为期6个月的研讨会，让人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不仅是上海的问题

　　这并非上海一个城市的问题，这是所有后发展国家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都会面对的问题。当某些地方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城市全球化的镜相时，城市全球化便成为一条批量生产全球化城市的流水线，生产的标准很可能叫做“西方”。

　　“作为后发展城市，上海必须在全球化的网络中找到一个发言的位置，而且尽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都市文化理论专家包亚明说，“事实上，我们的思路确实比较快，但少了一些时间去琢磨更多的事情。”

　　“我不认为城市一定会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只要每个城市都知道自己是谁”，李察德说。“大约1300年前，长安是中国的首都，而且是当时世界拥有最多元文化的首都，各地的人们都汇集在那里，中国或长安却并未因此失去其文化身份。”

　　与知道自己是长安的长安相比，渴望成为“东方的巴黎”、“中国的纽约”或“东方曼哈顿”的上海似乎信心不及。

　　“在我的印象里，上海的发展似乎总是处于阴影之中”，张颖说，“上海需要精神上的独立，这是现在上海所欠缺的。我希望世博会能为上海人树立起一些带有城市独特色彩的东西。”

　　这样的问题意识，源自成长于上海全球化时期的新一代上海人。这也许正是上海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新动力。

　　“人们只要到国外看看就会发现，很多发达国家城市的繁华程度其实不如上海。一旦城市获得了自信心，以西方为镜像或模仿对象的时代就已经趋于终结。上海人的视野、胸襟和自信心将是有助于未来上海发展的文化资源。”包亚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