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关心北京城市规划

张现民

　　钱学森是享誉中外的世界级科学家，他不仅在我国的"两弹一星"伟业中功勋卓着，而且在地理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建筑科学等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建筑科学是钱老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一个重大科学门类，他构建了体系完善的建筑科学体系，并就体系中的若干问题如城市学、城市规划等发表了发人深省的论述。北京是钱老长期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地方，对首都北京城市规划的关注自然成为他建构建筑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回顾和聆听钱老对北京城市建设所发表了的论述和往来书信，对当下中央所确定的构建和谐北京、迎接奥运也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新见解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其功能定位是邓小平同志展望21世纪的北京提出来的。钱学森认为："中央和国务院批示明确了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钱学森对中央所确定的北京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定位进行了阐析和引申，把两中心合并成成一个中心--智力中心。他解释说："就是说，北京是中国的智力中心，是中国的大脑。"钱学森用以下十个方面解释北京作为智力中心的地位。（1）是国家党政领导机关的所在地。（2）领导就需要有信息，北京有信息情报中心，包括信息情报的处理和报刊出版事业。（3）这样的一个智力中心要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谋、咨询业务，也就是说北京是国家级的咨询、参谋业务机构的所在地，是参谋、智囊团的云集中心。（4）既然是参谋、智囊团的所在地，那就必须有学问有知识，北京也必然是文化中心，也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的研究中心。这里我没有提发展，我觉得那太大了，不能把所有科学技术的发展统统放在北京，这是不可能的，而北京要抓住的是在直接应用的上一个层次的科学，所以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中心。当然有了科学，有了知识，还是为了发展生产，所以北京也将是提供生产技术的重要基地。（5）不是所有开发性科学技术都出自北京，但北京应该是新技术开发的基地。因为有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它的成果一定在技术上、生产上显示出一些可以突破的新的方向，这个工作责无旁贷地应该放在北京。（6）北京既然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的中心，就需要培养人才。应该说北京历来如此，今后也是如此，最高水平的学府应放在北京。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最高水平的学府都要在北京，但北京不应是二、三流的，这才符合智力中心的要求。（7）全面的考虑，文化还应包括体育，所有最高水平的体育应该在北京。（8）北京是文化的故都，所以文化的设施，如剧院、音乐堂、科技馆、博物馆等一定要是全国最高级的。（9）在城市内部，必须有跟刚才讲的1、2、3、4、5、6、7、8相适应的城市设施。（10）前面讲过城市十个体系，所以北京不光是一个北京，北京要跟全国的城市体系、跟世界的城市体系打交道，所以交通、运输、信息这一些问题要解决。

　　如果说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定位引申为智力中心，是钱学森对首都功能定位的具体化，那么纠正北京目前是否是山水城市，则是钱学森的斗胆行为。针对城市建设定位的混乱现象，钱学森明确了北京作为园林城市，他指出："我以为城市建设在我国要规范化：分（1）一般城市（2）园林城市，（3）山水园林城市，（4）山水城市；而且要明确不管什么地方，不依靠自然地理条件，都可以人工地建设这四个等级的城市。现在已有一般城市很多，园林城市也有北京市、大连市等典型；更高一层次的山水园林城市可能是规划建设中的重庆市和武汉市；至于山水城市，那还在讨论中。所以不要随便把"山水城市"加在任何在建的城市上，那是太不严肃的！"

　　辩证看待城市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的变化亦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但是，城市向何处发展？是殊途同归丢失自我，还是百花齐放发挥特色？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话题。钱老早就关注这一问题，并就此发表了前瞻而富启发性的论述。他说："城市是变与不变的统一。说变，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是社会的发展，城市一定要成长发展。在现代，这种变化是很快的，十年面貌大变!但一个城市的功能，如国都、商埠、港口…等，又是比较稳定的。比如北京作为国都已有几百年了；天津、上海也有百年的商埠港口历史。"

　　他还说："认识到城市是变与不变的统一，那么对一座有特色的建筑就不是以拆了另建的方法去现代化，而是保护维修外部、内部功能设置改装的现代化。"针对城市的变化以及功能相对稳定的特点，钱学森主张创建一门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就是城市学。他说："城市学就要建立这种功能稳定与迅速发展相统一的理论。这是从整体看问题，从整体上认识一个城市。有了整体的理论就可以站得高、看得远，也就可以辩证地解决世界一体化与保持固有特色的问题。"他还说："有了城市学才能有理有据地搞城市规划。"

　　从关心北京城市规划到山水城市的提出

　　钱学森作为一名伟大的战略科学家，是系统工程的开创者。他在思考重大问题时都能够从战略、整体的高度来审视，北京城市规划也概莫能外。正当京津塘地区讨论加强区域合作时，钱老认为北京市也要有自己的规划。他说："人们讨论到京津唐大区域的规划，但北京市区本身就不要有个安排吗?难道北京市就是扩大城区加建设几个外围小市镇吗?这就是21世纪的首都北京了吗?"讲到这里，钱老立刻想到毛主席对德国首都的论述："我记得在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曾经夸过当时西德建都于一个小城市Bonn，而工业等则分别集中于临近的几个城市，在Rhine河下游形成一个城市职能各异而又通盘协调合作的城市体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批评一味扩大老北京市区，而不建设远郊区。"针对中国的国情，学习毛主席对柏林规划的见解，钱老对北京城市提出了自己的总体规划："我现在想这里还有一个保护农田面积的问题，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已是大家注意的问题。这样，21世纪的北京为什么不选市区近郊山区几个点分建有专业功能的小城市，它们与老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相配合，形成大北京有机整体?这是可能的吧?例如金融业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大行业，目前的市规划因西二环阜成门外已有中国银行大楼，所以就设想将西二环中段建成将来的金融区。为什么不选个近郊山区开发个金融城呢?距北京中心区几十公里，不占农田，空气也清新，不更好吗?一主多辅，北京成为一个功能齐全的城镇体系，保护耕地。此设想有无道理?请指教。"这种"分散集团式"的城市，钱老是非常推崇并大力倡导的。

　　钱老提醒人们我们不仅从总体上做好城市规划，而且要从长远眼光来建设美丽北京。他说："我也想，我们也要想到2010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新技术(如信息革命)会带来的对首都北京市的新要求，在近期建设中千万不要为将来造成麻烦。要有长远设想。"

　　钱老既关心北京城市的总体布局和长远设想，也心系地域性和部门性的建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多，立交桥已成为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北京立交桥的猛增，钱学森就立交桥的设计、利用以及与城市和谐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观点，他指出："我今日读报了解到，北京市的立交桥到1993年已建成108座，而且还在建新桥，可以说立交桥是现代城市的一景了。但此景怎样才能美化城市？我想，方法就是把我国传统的园林艺术与立交桥结合起来，建设园林化的立交桥小区。（一）立交桥车道桥身下的空间仍可作经营性利用，如设停车场。（二）在车道桥之间的空间营造园林，造假山、种树木花卉、开水池。（三）造假山也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如山内为钢筋混凝土的楼，有谁管、带内陆，假山是在"楼"外面垒山石、植树木，把"楼"藏在山内。"他还说：" 立交桥的景如何搞?也要与其所在城区的整体景观相协调，只能形成整体景观美，而不能不协调。天宁寺立交桥的旧城遗址搞好了，是一景嘛。"他甚至还呼吁在城市科学中加一门立交桥学。

　　钱学森非常关注北京城市规划和发展。1993年他在看到《北京日报》"'把古都风貌夺回来'讨论"，也写了一篇短文"紫禁城东西侧建小公园"，然后寄给《北京日报》的安伟同志。他说："我为《"把古都风貌夺回来"讨论》，写了一篇短文；现附上，请考虑。"后来这篇稿子发表在1993年12月3日《北京日报》第一版。他在文章中说："不但'把古都风貌夺回来'，而且可以增添古都风貌的事：在南长街北长街街道东侧，从中山公园西北角起，把现有民房拆去；再在南池子、北池子街道西侧，从劳动人民文化宫东北角起，也把现有民房拆去。在空出来的地段，移植高大长青树，多种花卉，形成人民公园。北面筒子河北岸、景山前街南侧也移植些高大长青树。这样紫禁城四围都在公园中，朝阳、夕照，风貌一定胜过旧时! 如今，钱老的设想已经变成了现实，紫禁城周围不仅恢复了古都风貌，而且还为古都增添了亮丽的风景。

　　对于北京市建设的一座座像火柴盒一样的建筑，钱学森尖锐地提出了批评，他说："现在我看到北京市兴起的一座座长方形高楼，外表如积木块，进去到房间则外望一片灰黄，见不到绿色，连一点点蓝天也淡淡无光。难道这是中国21世纪的市城吗？"  因此他号召规划师和建筑师要多学习哲学、唯物论、辩证法。钱学森非常欣赏皇帝大规模园林，如颐和园，他期望把整个城市建成一个超大型园林。但是这种园林是为广大百姓服务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指出："如果说现代高度集中的工作和生活要求高楼大厦，就只有'方盒子'一条出路吗？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手法借鉴过来，让高楼也有台阶，中间布置些高层露天树木花卉？不要让高楼中人，向外一望，只见一片灰黄，楼群也应参差有致，其中有楼上绿地园林，这样一个小区就可以是城市的一级组成，生活在小区，工作在小区，有学校，有商场，有娱乐场所，日常生活工作中都可以步行来往，又有绿地园林可以休息，这时把古代帝王所享受的建筑、园林，让现代中国的居民百姓也享受到。这也是苏扬地区一家一户园林构筑的扩大，是皇家园林的提高。中国唐代李思训的金碧山水就要实现了！这样的山水城市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起来！" 他还说："我想，既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就应该：第一，有中国文化风格；第二，美；第三科学地组织市民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所谓的中国文化风格就是吸取传统中的优秀建筑经验，例如吴良镛教授主持的北京菊儿胡同危旧楼改建，就吸取旧'四合院'的合理部分，又结合楼房建筑，成为'楼式四合院'，我们可以想象，'楼式四合院'再布上些'老北京'的花卉盆、荷花缸、养鱼缸等等，那该是多么美的庭院啊！"

　　钱学森对北京城市规划关注是跨越时空的，既源于他对建筑科学的深刻理解和远见卓识，也源于他对北京城市的深沉情愫。1985年2月26日，钱学森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上发言说："我是1914年-1929年在旧北京生长的，从1955年到现在一直在新北京，所以跟北京是有感情的。"1992年他在文章《紫禁城东西侧建小公园》中指出："我从前在旧北京待过15年；1955年回来后，在新北京也已38年了。在这前后53年中，曾无数次到中山公园北面筒子河旁的树荫下坐望紫禁城，看城上建筑，看那构筑别致的城上角楼，真有说不尽的滋味。"

　　注释：

  1998年11月14日，钱学森给鲍世行的信
  1992年10月12日，钱学森写给顾孟潮的信
  钱学森，社会主义中国应建山水城市，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钱学森，社会主义中国应建山水城市，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北京日报，1993年12月3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