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大水法遗址

　　二、国务院批准 将圆明园建成遗址公园

　　　“刚到圆明园不久，我就从心里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片园林遗址。”杨振铎一边回忆、一边说道：“这里有成片的绿树、碧绿的湖水、秀美的山岭、宁静的环境，这让我似乎一下子置身于世外桃源之中。我从园林局复制了圆明园地图，又找来了王威撰写的《圆明园》一书，开始认真熟悉这个巨大的园林。”

　　“风景是美的，但工作却是面临很多问题。当时圆明园5000多亩园林遗址中,还居住着大量农民，有许农民的住房与农田。农田中的稻田下沉，农民们就来土山上的土填入稻田增加地表高度；有些盖房的人从中挖些砖石。圆明园与农民的予盾天天发生，一件未完又来一件，争吵的事情越来越多，矛盾越积越大，真是到了剪不断、理更乱的状况。当时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就说，要么我们吃掉你们，但你们是国家的，我们吃不掉；要么你们吃掉我们，但国家当时没有这么大的经济实力。最后的结果，国家还是将遗址范围中的农民通过农转工成为了圆明园遗址公园中的园林工人。”杨振铎说道。

　　“当时国家对圆明园有什么具体发展方向上的定位吗？”记者问道。

　　“按北京市规划局拨地文件是公园绿地，北京市园林局先后种植了72万株树木，1968年我到圆明园遗址时已蔚然成林。我们也是按照公园绿地养护的。但随着树木的生长和园内农业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生成的矛盾日益突出，几乎天天争吵。”

　　“看来您的工作难度很大！”记者说道。

　　“是的。我不断地向上级写报告。那时市区革委会很重视，常派人到现场调研解决。北京市园林局李嘉乐、规划局赵光华经常深入现场了解情况。李嘉乐发起，赵光华、边满堂（海淀区建设局副局长）、张新理和我（海淀区绿化队）等联名写信报告给上级，建议成立圆明园遗址专职管理机构。后来，北京市建委批示，于1976年1月成立圆明园管理处。1984年圆明园管理处升级为处级，任命我为副主任。当然，工作难度依然。”杨先生说道。

　　“当时的圆明园通过养鱼卖鱼、种树苗卖树苗、养猪养羊出售、有限的门票收入，再加上国家有限的拨款终于使圆明园走过了那个历史年代。”杨振铎先生满怀真情地回忆道。

　　“改革开放后，圆明园一定迎来了许多新变化吧？”记者问道。

　　“是的，千头万绪。成立管理处后，管理处聘请赵光华为顾问。为宣传保护圆明园遗址的意义，赵光华到处奔走呼号，以《圆明园》简报的形式，请大家写文章，名曰“笔谈会”。这期简报有三种设想，一是将圆明园遗址建成社会主义大公园；二是搞成遗址园林；三是将其建设成遗址公园。‘遗址公园’这个概念性的思路，就是这期简报发表的我一篇短文里明确提出的。”

　　“看来您的设想有先见之明的。”记者说道。

　　“谈不上先见之明。”杨先生又一次摆摆手，继续道：“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80年。这年8月份召开了全国性的圆明园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圆明园学会，同时会议还发出倡议书，第一次提出了圆明园的发展方向是：‘保护、整修、利用’。1500多人左这份倡议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在国内外享有威望的宋庆龄女士、张爱平将军等社会名人。”杨振铎先生激动地回忆道

　　“这可真是圆明园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宋庆龄等150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为圆明园签署倡议书，圆明园未来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记者说道。

　　“的确如此。”杨先生很兴奋地说道：“就在这个全国性研讨会召开的第二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40名常委视察了圆明园遗址。而1983年7月，国务院又正式批准北京市在总体规划中，将圆明园建成一个遗址公园。北京市政府责成海淀区政府具体实施，北京市园林局及其它相关局全力配合。”

　　“‘圆明园遗址公园’，这是中央正式为圆明园定的名，今后的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方向。”记者说道。

　　“1984年，北京市园林局拔来20万元，北京市政府下拨了40万元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动资金，之后市政府又拨来50万元整修园林山形水系专款。不仅资金上有了拨款，行政上也将圆明园管理处由科级单位升格为处级单位，我任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杨先生讲述着，为圆明园获得国家的支持而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