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古代士人与植物文化演进的关系分析

　　在植物文化演进的各个历史时期，士与植物文化之间始终维系着一种持久而密切的互动关系。士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就像画笔，不断地勾勒出中国植物文化盛衰流变的轨迹。反之，日益丰富的植物文化又为士人在“出处仕隐”的迷茫中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树立了人格的坐标。

　　2.1士人阶层是推动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的重要力量任何文化的演变或进化都需要一定的驱动力。“人是文化的适应方式和创造过程的选择者和实施者，人的需要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动力”[6]。基于这一逻辑，我国占代植物文化演变的动力自然来源于古人对植物的需要，具体可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我国古代植物文化的众多缔造者中，能够同时有这2种需要，并且能一心为之努力的，较为典型的阶层就应是士人阶层了。

　　2.1.1士人阶层是我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士人善于探究规律总结认识，当他们一旦关切某一事物的时候，往往能为之著书立说。我国自古就是农耕大国，植物与人们物质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农本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植物世界不可能不受到士人阶层的关照。尽管“士”不像“农”那样常年躬耕土地，与植物世界有着直接且持久的接触，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植物的关切，反而使其能够从外在的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对植物世界加以审视和体认。我国大多数的植物学典籍几乎都是出自士人之手，譬如:西晋秸含撰写《南方草木状》，后魏贾思舞撰《齐民要术》，唐王方庆撰《园庭草木疏》，宋欧阳修撰《洛阳花木记》，明王象晋作《二如亭群芳谱》，清吴其溶撰《植物名实图考》等等。就是这样，士人阶层不断总结并创造出宝贵的植物认知、栽艺及利用等方面知识，进而丰富了我国植物文化体系的物质层面的内涵，同时为其演变夯实基础。

　　2.1.2在古代士人是处于皇权和百姓之间的中间阶层。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持以仁义道德的标准协调统治者与民众间的利益关系。然而，统治者强大的集权制度却对士人阶层构成绝对的制约，这使得他们很难凭借直接和积极的方式履行使命。为了在“道统”与“正统”的冲突中把持个J胜的独立，士人们纷纷诉求于精神家园的建构。植物文化由此获得士人阶层的深切关照，并逐渐脱离基于物质层面的实用性挖掘，转人物色审美、品格比兴的精神探索。这种探索是横向的，诗词歌赋、绘画工艺、园林品赏等形式都在士人心智的引领下与植物结缘。从此，植物文化与传统文化诸多支流发生了融合汇通，其演进发展亦有了新生的源泉动力。精神探索又是纵向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心理或精神，士人阶层对此把握最为贴切，他们在植物文化的塑造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为之刻上时代的印记，如春秋兰文化、唐代牡丹文化、宋代梅文化等。这些印记构成了植物文化成长的年轮，并为其体系的丰富注人了“时新”的内涵，其演变发展由此获得了可持续、源源不断的推动力。

　　2.2植物文化在其演变过程中完成对士人阶层的反塑造

　　2.2.1植物文化对士人的反塑造。我国古代士人阶层在植物文化的创造过程中，也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植物文化的反塑造，比德于花木、与植物为友的现象极为普遍。春秋时期孔子有感于植物的自然属性，成为提出“君子比德”观点的先哲。他曾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也曾感叹过“芝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孔子家语·在厄》);东晋陶渊明归隐田园，以“篱菊”精神畅神怡情;宋代周敦颐自比于《爱莲说》中“中通外直”的君子之“莲”;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曾总结过“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清代陈继儒亦曾指出“昔人有花中十友:桂为仙友，莲为净友，梅为清友，菊为逸友，海棠名友，酚糜韵友，瑞香殊友，芝兰芳友，腊梅奇友，桅子禅友”(《小窗幽记·集绮》)。这些植物的文化意象都是最初成形于士人，反过来又作为固定的情感符号或人格范式，塑造着后代的士人们。

　　2.2.2反塑造的理论基础。

　　2.2.2.1植物能够实现对士人的塑造是基于我国古代天人关系的一元论哲学。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再到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些思想无不在尽力强调人与自然的本质同一。“传统哲学思想始终是传统精神的灵魂，在这样的精神浸润下，一代又一代的古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往往把具有生命力的花木当作是与动物、人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之物，它们都是天地孕育出来的，都与天地同呼吸，共命运”(s7。当人们承认植物具有与人相通的属性时，植物文化也就相应地具有了人格塑造的可能。

　　2.2.2.2植物文化对士人进行塑造是一个先收后放的过程。植物最初作为自然之物的时候并不具备人格及社会属J性，在接受了人们心智的塑造之后，植物开始脱离其自然物象，并同特定的文化意义建立起某种稳固的联系。这一联系经过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进一步得到强化，渐渐转变为固定的文化符号。当植物成为文化符号的时候，它对士人的塑造活动也就从此展开了，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会更加丰富，影响会愈加深远。

　　3 结语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看，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若分别任由“植物”和“文化”的定义延展，植物文化演变路径则何止千万条。面对如此丰富多元的话题，为了提炼出规律性认识和不使研究完全迷失于感性材料的追索中，笔者从植物文化的塑造群体人手，并选择了“士”这一有代表性的阶层为切人点，试图探明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的核心轨迹，同时亦对士与植物文化的关系做了初步的梳理。尽管这些探索可能是粗浅的、不成熟的，但笔者仍希望植物文化研究能够引起学人们更多的关注，希望其研究不只停留于原初对单一植物文化的叙述中，而是能够力求对我国古代植物文化体系及其演变规律做出整体、深层次地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