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隋唐五代时期的姑苏园林

　　经历了近400年的战乱、分裂之后，北周到武帝时已逐步统一了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其时，隋国公杨坚及其父杨忠，因战功显赫而逐渐控制了北周的军政大权。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杨坚逼迫静帝禅位，建立隋朝，称文帝，当年改元为开皇元年。杨坚称帝后，一方面在北方施行均田、租调，统一北朝时期混乱的货币制度，以及改革朝廷和地方行政制度，以巩固其统治，同时积极准备向江南进军。经过了几年的恢复之后，隋朝已国力大增。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冬，杨坚之子晋王杨广，率兵五路临江，次年一举渡江灭陈，不久即平定了南方所有州县，统一了全国。文帝时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措施和经济政策。使国家日渐繁荣，呈现出“强宗富室、家道有余”的景象，“中外仓库，无不盈积”。各地还出现了许多“重楼延阁相互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的商业集散地。(《隋书·食货志》)继文帝之后，炀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并为便利漕运及军事运输，利用南北天然河流及旧有渠道，开凿自余杭直通洛阳的大运河，促进了当时的商贸发展。然而，隋朝的强盛也是建立在迫使百姓承担繁重徭役和兵役之上的。文帝建仁寿宫的工程浩大，役使严急，丁夫死者成万。炀帝营洛阳、凿运河，更是“年常役百万人”，而文帝，炀帝数次征伐辽东，又都是劳而无功。炀帝每年远出巡幸，更是需要沿途郡县强迫农民预交数年的租调，于是山东、河北自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起，开始暴发农民起义。到大业十三年(公元619年)，各路义军实力越来越强，隋王朝已陷于土崩瓦解。大业十四年(公元620年)，禁军首领宇文化及终于在江都缢死了炀帝，隋朝灭亡。

　　隋朝的统治为时较短暂，从全国的形势看，北方因前一时期的战乱和动荡，不仅经济基础遭受了摧残，就是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所谓经济恢复，实际上仍十分有限。相反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在那一时期，由于相对安定，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发展。因此，在隋代及其以后的有唐一代，全国的经济重心实际已移到了江南。炀帝即位后营建东都、开凿运河等重大举措，反映出以北方为中心的封建统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江南经济的支持。

　　苏州城在隋军灭陈之后，曾遭较严重的破坏，并将州治移到故城东南而建造了“新郭”，但人唐后不久，又复迁故城。由于隋朝的统治时间不长，所以见诸记载的园林也极少，只有在《红兰逸乘》中载有“孙驸马园，在间邱坊，为隋朝孙驸马园第”等数条。

　　继隋之后的李唐王朝，在立国之初，深感“赋繁役重，官吏贫求，饥寒切身”是人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加上太宗能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而大臣中又有如魏征那样的敢于直谏，从而使政权迅速巩固。政治开明带来了国家的稳定，进而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并将唐朝带入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隋朝炀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开始显现其在商贸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运河南端的杭州，到北面与黄河交汇处的汴州，沿河两岸出现了无数繁华的商业城市，成为物资和人才会聚的地方。苏州富庶由来已久，大运河的开通更使其受益匪浅。进入和平年代，其经济的增长和文化的发展更为迅速。《吴郡志》说：“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中吴纪闻》称：“姑苏自刘(禹锡)、白(居易)、韦(应物)为太守时，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

　　唐代中前期，苏州园林基本仍承袭六朝以来的遗风，广府大宅，豪奢绮丽。如被与南朝王洵“虎丘别业”和“顾辟疆园”相并论的“孙园”，人称“孙园虎丘随宜看，不必遥遥羡镜湖”，“辟疆东晋日，孙园盛唐时”。又如地处松江之畔、苏州望族褚氏的“褚家林亭”，皮日休在《褚家林亭》诗中写道：“广亭遥对馆娃宫，竹岛罗溪逶迤通。茂苑楼台低槛外，太湖鱼鸟彻池中。萧疏桂影移茶具，狼藉萍花上钓筒。争得共君来此住，便披鹤氅对西风。”其豪奢之气可见一斑。就是当年普通的富民，其园宅也有这种豪气。乾隆年间《长州县志》载：“大酒巷，……唐时有富人修第其问，植花浚池，建水槛风亭，酝美酒以延宾客。”

　　前一时期，一种较为清新的“山居”别业，到唐代后期，开始逐渐进人城乡之间。晚唐诗人陆龟蒙的居处变迁，颇能说明问题。陆氏原为吴中望族，居松江甫里，陆龟蒙时移居郡中临顿里。他因举进士不第，隐逸里中，其地低洼，周为农田。正因具有“不出郛郭，旷若郊野”的环境，就使过去的“山林隐逸”很自然地转到了城市之中，继续过着“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鸡桑半顷麻。尽趁清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掉缲车。啼莺偶坐身藏叶，饷妇归来鬓有花。不是对君吟复醉，更将何事送年华”的生活。

　　唐朝经安史之乱，元气大伤。虽然以后出现过中唐繁荣，但战乱使各地的节度使及一些叛军将领割据自为，演成了藩镇割据的局势。后经黄巢起义的打击，唐王朝已近崩溃。天裙四年(公元907年)，由镇压农民起义而强盛起来拘军阀朱温，弑哀帝，代唐，建立后梁。之后中原地区先后至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及后周5个王朝。此外，还手在着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擎10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其实，自晚唐后期起，三吴之地已在吴越都指挥使钱锈的控制之下，直至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正式接受册封，登基称“吴越王”。当时的吴越国地分十三州一军，定都杭州而加名“西都”。苏州一带为中吴郡，设中吴节度使，由其子广陵王钱元臻管辖。

　　五代时，北方纷争扰攘，江南尤其是吴越大地却相安太平。钱氏三代治吴的80余年中，兴建了大量的府宅、园林。其中对后世产生影响较大的有“南园”和“孙承裙池馆”。

　　南园建于唐末，在子城西南。建成后，诗人罗隐有诗对其进行了扼要的描述：“抟击路终迷，南山且灌畦。敢言逃俗态，自是乐幽栖。叶长春松阔，科园早薤齐。雨沾虚槛冷，云压远山低。竹好还成径，桃天亦有蹊。小窗奔野马．闲瓮养醯鸡。水石心愈切，烟霄分已睽。病怜王猛畚，愚笑愧嚣泥。泽国潮平岸，江村柳覆堤。到头乘兴是，谁手好携提。”(《南园》)从诗中可以看到，此时的园中以其广袤、空旷和多野趣为其特色。在《祥符图经》中，则有更详细的记载：南园之中有“安宁厅”、“思远堂”和“清风”、“绿波”、“近仙”三阁，“清涟”、“涌泉”、“清暑”、“碧云”、“流杯”、“沿波”、“惹云”、“白云”八亭。西池在园之厅西，又有“龟首亭”、“旋螺亭”。再有茅亭、茶酒库、易衣院等景物。《吴郡图经续集》则称：“南园之兴，自广陵王元璩帅中吴，好治林圃。于是酾流以为沼，积土以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求致异木，名品甚多。比及积岁，皆为合抱。亭宇台榭，值景而造。所谓‘三阁’、‘八亭’、‘二台’、‘龟首’、‘旋螺’之类，名载《图经》，盖旧物也。”园在宋初逐渐荒芜，后来其地又大半改为他用，到宋室南渡时，基本为兵燹所毁。

　　孙承祷是元琼的近戚，也在南园之侧建有园池。据说初建时，“积土成山，因以潴水”，“积水弥漫数十亩，傍有小凼，高下曲折，与水相萦带”。到宋代，其址为苏舜钦所得，建为“沧浪亭”。

　　吴越时，除上述两处外，还有“东圃”、“金谷园’，等多处园林，都为钱氏所建。

　　六、两宋年间的平江园林

　　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动乱之后，赵匡胤在原后周的基础上，利用兵变夺得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不久，对国内各割据势力用兵，在军事打击与政治压力之下，各割据政权相继覆亡，终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鉴于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的教训，宋朝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削减州郡长官权力、改任文人的做法。同时又收夺各高级将领兵权，且经常更换军队驻屯地区，从而大大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量，形成所谓“偃武修文”的政治制度。其结果，虽使国家倍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但因政府对文人的优厚待遇，以及隋唐以来的经济发展，促使宋代的文化较以前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苏州经过隋唐五代的发展之后，到北宋时期，其繁盛之状超过以往。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说：“钱氏有吴越，稍免干戈之难。自乾宁至太平兴国三年钱傲纳土，凡七十八年。自钱锻纳土至今元丰七年，百有七年矣。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远郊隘巷，悉瓮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实太平盛世也。”在造园方面，高堂广宅式的府宅园林仍在流行。如祥符进士、两守苏州的蒋堂“隐圃”，内建“岩扃”、“烟萝亭”、“风篁亭”、“香岩峰”、“古井”、“贪山”诸景，又有溪池、“水月庵”、“南湖台”等，甚至蒋堂还将溪池风光比作“采香径：’和“明月弯”，并自赋《隐圃十二咏》称：“危台竹树间，湖水伴深闲。清浅采香径，方圆明月湾。放鱼随物性，载石作家山。”又云：“小园香寂寂，一派晓泱泱。烟草碧弥岸，霜桃红压墙。”蒋堂致仕后，日日与宾客宴乐吟唱于此。

　　苏州更有像朱勐“同乐园”那样的豪华府园。朱勐原为一介草民，因以花木贿中贵人而得进，继而以“花石纲”拜官，于是在盘门内旧宅起高堂、广园池。据称，这座“同乐园”中建有“神霄殿”、“上善庵”、“纠察司庙”、“双节堂”、“御容殿”、“御赐阁”、“迷香楼”、“九曲桥”、“八宝亭”等建筑，仅从题名就能看出这一个暴发户的心理。为开浚鱼池，他更逼令百姓“弃田虚室”。其园大一里，内广植牡丹，珍木奇石不计其数，俨然可上攀徽宗的“艮岳”。后事败被杀，园也为当地百姓所毁。

　　自唐代晚期以来，文人造园渐成风气。这种园林一改以往府宅园林的那种追求华丽壮观的旧习，将隐逸山居的纯朴、雅致引入城市居宅。这到宋时，开始变得十分普遍。像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载19处作者亲历的名园，大半为公卿士大夫的园宅别墅。同样，在苏州的这种风气，较洛阳并不逊色，像苏舜钦的“沧浪亭”、朱长文的“乐圃”等，就属于此类园林。园中固然仍是山水花木，但其中的旨趣大改。他们是将花园当作隐逸山林，用以排遣胸中的郁愤，因而在形式上追求更多的山林野趣。

　　苏舜钦的“沧浪亭”，原为前朝孙承{；占的池馆，入宋后已见荒芜。当年苏舜钦因遭排挤而南下苏州，见其地“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城中”，于是决定构宅建园。尽管此园也有“珍花奇石，曲池高台”，但在苏舜钦自己的《沧浪亭记》中，却未作太多的描写，只是讲：面对着前竹后水、澄川翠干、光影风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距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用山水自然来平抚遭受的不公，这其实已超越了园林本身的物质特性，是将其精神的意义展示在自己或别人的面前。

　　与苏舜钦一样，朱长文也将自己的“乐圃”当做隐逸之所。在他看来，“大丈夫用于世，则尧其君，舜吾民，其膏泽流乎天下，及乎后裔，与稷、契并其名，与周、召偶其功；苟不用于世，则或渔，或筑，或农，或圃，劳乃形，逸乃心，……穷通虽殊，其乐一也。”由于他在举进士后伤足而“不肯从吏趋”，所以就想用园居隐逸的方式了却终身。其园也是前朝钱氏所构的园林，宋时已散为民居，几度转手后为朱长文的祖母所得。朱长文年轻时，原打算改造后作为其父的归老之地，不想其父去世，此园就成了自己的归隐之所。园中建有“邃经堂”、“见山冈”、“墨池亭”、“笔溪”、“招隐桥”、“西涧”、“西圃”、“西丘”诸胜，园内林木葱郁，古树盘根抱柯，极有雅致。另有畦圃，栽培四时名花、日用药草以及时蔬鲜果，不仅用于奉宾娱亲，而且亲自灌园耕耘，以实现他前述的理想。

　　偃武修文的平静生活，不久就被金人的金戈铁马所打碎。金兵破汴梁掳走了徽、钦二帝，康王南渡在江南重建南宋政权。虽然在南宋初年，有岳飞、韩世忠等将领及北地民众的奋勇抗金，一度带来了“中兴”的希望，但以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但无意恢复中原，反而打击和杀害坚持抗金的将领，对金人割地纳币，以换来苟安东南的局面。鉴于最高统治集团终日沉湎于临安的山清水秀和歌舞升平之中，上行下效，诸多的公卿大夫，也在周边经济繁庶、物产丰富的地方营宅造园，纵情享乐。因而当时的吴兴成了官宦主要的退居之地，仅周密《吴兴园林记》所载他“常所经游”的园林，就有36处之多。

　　南宋的苏州，虽较吴兴远于临安，而且在建炎年间，其城池已被金人焚烧几尽，但在南北分治的格局形成后不久，城市又很快得到重建，繁华不减当年。所以人们也将这里当做最理想的居住地之一，营园建宅未尝停歇。

　　范成大的“石湖别墅”，是南宋苏州最著名的园林。石湖在苏州(当时为平江府)盘门西南10里，为太湖的内湾。当年水面东西广4里，南北长9里，周约20里，湖东田圃相瞩，水港纷错；湖西山岭起伏，诸峰映带，水光山色颇为胜绝。周围还有众多的古迹名胜。范氏原居于石湖之畔，范成大年轻时，家境较贫寒，一直为衣食而奔走，曾有“若有一廛供闭户，肯将蔑舫换柴扉”之叹。直到29岁中进士，步人仕途。之后一帆风顺，历任处州(丽水)知府、知静江(桂林)府兼广西道安抚使、四川制置使参知政事等职，成为南宋诗次净为智最为显达者。范成大在居官之时，就开始了改建旧居、兴造园墅的工程。《苏州府志》称其别墅中有“农圃堂”、“北山堂”、“千岩观”、“天镜阁”、“玉雪坡”、“锦绣坡”、“说虎轩”、“梦渔轩”、“绮川亭”、“盟鸥亭”、“越来城”等景物。范成大自撰的《石湖赋》中云：“筑农圃湖山之观，耸碧城琨阆之丘。岫幌纳千峰之秀，云庄开万壑之幽。夜月兮嬉渔；春风兮芳洲。渺烟波兮鸥鹭，适忘机之乐；度雪桥兮龟鱼，听柱杖之游。至于水静鹄立，林幽鹤鸣。漾湖光于几席，占山影之台亭。花粲粲以昌披，目欣欣其敷荣。菡召兮十里，琅干兮满城。其他幽芳奇观，间见层出，又不可殚举而悉名。”据此可知，别墅有着极为优美的景致。园有四时名花，外借湖山之景，当年时有名人以诗文盛赞其胜。一次周必大过此，夜宴园中，留诗于壁，称甲于东南，范成大谢以言重。周则云：“吾行四方，见园池多矣，如芗林、盘园(都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园林)尚乏此趣，非甲而何?”后来范成大亲历二园，忆及前言，不无得意地说：“余非敢以石湖夸，……使余有伯恭(芗林的主人)之力，子严(盘园的主人)之财，又得闲数年，则石湖真当不在芗林、盘园下耶!”范成大在为官期间，就时常到此小住，游山泛湖。及其晚年以疾告退，荣归故里，就以此为宅，自号“石湖居士”。孝宗亲书“石湖”二大字以赐，被镌刻于山石之上。范成大61岁时，曾居石湖别业一年，写下了《四时田园杂兴》60首。他用清新的笔调，描绘了石湖周围乡村生活的各个侧面，展示出当时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因而被誉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作。

　　范成大后来因嫌石湖稍远，不能日涉，就在城中府第之南别营一圃。他阅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所写的吴民胡六子泛海、漂至范老村遇见陶朱公的故事，大喜道：“此吾里吾宗故事，不可失也!”于是题园名日“范村”，刻两朝赐书于堂上，额题“重奎”。其北又葺古桃花坞，园中三分之一植梅。姜白石曾有《梅花令》咏此，题下注有“以宅南隔岸有圃，日梅村。梅开雪落，竹园深静……”之句。范成大晚年，以自己平生所植梅，撰《范村梅谱》一卷。此外，“范村”也曾栽菊，范成大又撰《范村菊谱》一卷。

　　七、元朝的苏州园林

　　蒙古部族，原为世居塞外的古老游牧部族之一，在唐称“蒙兀室韦”。宋金对峙之际，蒙古诸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强盛。13世纪初，蒙古孛儿只斤部在其首领铁木真的率领下，已先后臣服周围诸部，统一了大漠南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大会各部于斡难河，被尊为“成吉思汗”(后尊为元太祖)，创立了蒙古汗国，并开始大规模的西征和南侵。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取《易经》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亡宋，统一全国。蒙古势力在刚进中原时，曾将北方大量民田占为牧场，为征用车马，还强令百姓不得将马用于拽碾耕作，使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统一全国之后，为削弱汉人的反抗，还将境内之民分为4等，汉人被置于社会的最底层，这又制约了我国文化的发展。直至平息了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反抗后，受中原及江南高度发展的农耕经济的影响，元朝统现。尤其是一些文人，因不屈于外族的统治，常将山水作为平抚胸中愤懑的良方，从而使园林兴建有所发展。

　　在元代，苏州地区出现的园林仍然不少，但大多建于乡村，城市园林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元朝的统治对城市的控制较严，而文人们又不愿生活在倍受歧视的坏境之中，于是“山林隐逸”的思想又将他们带到了城镇和乡村。

　　高士袁易的“静春别墅”，为元初所建。位于松江之畔蛟龙浦的赭墩，正堂称“静春”。园外有田畴沃野，烟波四绕。内壅水成池，累石为山。主人于堂中贮书万卷，日以校。书为务，人称其为“静春先生”。建造年代较早的，还有常熟自茆的“芙蓉庄”等。光福的“耕渔轩”建于元末，是里人徐良甫的居宅。良甫有文名，往来多名士。画家倪云林曾为之作《耕渔图》并题诗，内有“林庐田圃，君子攸居’，之句。其司宅曾与倪云林的“清阂阁”、顾德辉的“玉山草堂”同被时人称为最有情趣的三座园林。

　　“玉山草堂”是顾德辉的别墅，在昆山正仪镇，园内有亭馆24处。郑元j；占在《玉山草堂记》中说：“其幽闲佳胜，撩檐四周尽植梅与竹，珍奇之山石、瑰异之花卉，亦旁罗而列。堂之上，壶浆以为娱，觞咏以为乐，盖无虚日焉。”前有轩，名“桃源”；中为堂，日“芝云”。东建“可诗斋”，西设“读书舍”。其后是“碧梧翠竹馆”、“种玉亭”。又有“浣花馆”、“钩月亭”、“春草池”、“雪巢”、“小蓬莱”、“绿波亭”、“绛雪亭”、“听雪斋”、“百花坊”、“拜石坛”、“柳塘春”、“金粟影”、“寒翠所”、“放鹤亭”诸胜。张大纯《姑苏采风类记》称其“园池亭榭，宾朋声伎之盛，甲于天下”。又说“园亭诗酒称美于世者，仅山阴之兰亭、洛阳之西园。而兰亭清而隘；西园华而靡。清而不隘，华而不靡者，惟玉山草堂之雅集”。

　　“狮子林”是元时苏州城中最负盛名的一座园林，原为前朝贵家别业。元代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天如禅师来到苏州，其门人选此建庵，以供禅师起居之用，起名“菩提正宗寺”。因其禅师中有峰国禅师曾于天目山狮子岩说法，故又称“狮子林”。当时寺极小，仅小庵20余楹，其外则“有竹万个，竹下多怪石，或卧或仆，状偌狻猊”。据称画家倪元镇、朱德润、赵善良、徐幼文曾为其造园叠石作过探讨，倪元镇还为之作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