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近代花园

　　早在明代中后期，西方思想就开始进入我国，并逐渐传播。进入近代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国的国门后，西方文化的冲击更是异常强烈。一方面，是众多有识之士有感于国家积弱不振，倍受外族欺凌，希望借助国外的民主思想来振兴祖国，抵御侵略；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许多城市设立租界，开办洋行、工厂，更直接地将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带人中国，从而动摇了千百年来的固有传统。苏州虽属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消费型城市，但普遍的社会倾向自然也会在人们的生活追求中有所显现，尤其是地近上海这样一个被称之为“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国际化都市，受其影响更为强烈。因此，除个别园宅由于自身的承传关系和一定的社会条件，而继续出现外，固有造园传统的总趋势已日渐式微。而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园宅建设中也有西洋因素的引进，出现了所谓“中西合璧”风格。这种园林形式的优劣姑且不论，却是为发展了2000多年的传统园林艺术注入了活力，给人以“新异”之感，只是因为时局所限，而未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此外，在“民主”和“民族”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公园渐次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出现。苏州也因经济和文化都较为发达，所以继上海之后，各城镇也开始营建或改建公园。于是，苏州近代的造园，可分传统花园、新式花园和公园这三个方面来介绍。

　　近代传统园林

　　(一)春在楼——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按传统方法营建的宅园之一。位于洞庭东山，为金锡之兄弟所建。金锡之早年受雇于上海某企业家，后人赘为婿。由于经营有方，且又继承了岳丈的大笔遗产，遂成巨富。发迹之后，令其弟金植之在家乡东山镇附近，营建了这座豪宅，以光宗耀祖。

　　园宅占地约5000平方米，居宅建筑，坐西朝东按传统轴线布置。由于大门东向，故取“向阳门第春常在”、“春天永在，万年长青”之意，题名为“春在楼”。大门之前是开阔的庭院和高大的照墙，入门依次为前楼、中楼、后楼和附房杂屋。楼厅之间用厢楼相连，并楼面前后沟通，形成了所谓的“跑马楼”。整组建筑大面积使用当地传统的砖雕、石雕和木雕，俗称“雕花大楼”。门前庭院之南，为始建于明代的

　　老屋“亲德堂”。“春在楼”北建有花园。

　　“春在楼”花园面积近300平方米，东西狭长。内有假山、水池、回廊、曲桥。磴道蜿蜒，洞壑幽深。四时花木，参差布置。为扩大景深，利用了传统的借景方法，在北楼加廊，亭上建阁，使建筑高下错落；在起伏的云墙上，辟有13方漏窗，令园内外的景色相互关联。

　　(二)朴园——位于苏州城北高长桥，是又一座采用传统方式营建的园林。园主汪某是上海商人，1932年到苏州购地建园。园林虽然仍以假山、水池为主，但作为主体建筑的四面厅及花厅等，已能看到近代上海仿古建筑的影响，体量小巧，不拘成法。园中花木也品种繁多，变幻丰富，使园景在荫郁幽邃中增添了某种清新。

　　(三)启园——位于洞庭东山。建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大体也是传统风格的园林。园址原为濒临太湖的鱼塘洼地，东山商人席启逊在此购地10余亩，又向太湖要地。填扩至40余亩。建园之初，由著名画家蔡铣、范少云、朱竹云等，仿明代王鏊的名作《招隐图》的画境予以设计，寓意“临三万六千顷波涛，历七十二峰之苍翠”。园林的主体建筑，是两层四面厅“镜湖厅”，四周空旷开阔，能极目远眺，收湖光山色于眼底。东面叠湖石“五老峰”，置“真竹假笋”。园中设有复廊，这不仅丰富了原来较为空廓的园景层次，而且使人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能观览游憩，所以俗称“避阳弄”。如此种种，都体现了传统手法的继承。“镜湖厅”前，绕有大池，名“转湖”。沿湖驳岸用疏密相间的湖石拟动物造型，这种趣味在当时较流行。“转湖”外临太湖处，有小河长堤，堤中留有缺口，上架拱桥，这不仅将河水与太湖贯通，在当年又是园主坐汽船由太湖开来的人口。小河的一端通往“新楼”，即居宅。由此可见新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整座园林在建筑、山水、花木的规划上，构图均衡呼应，配置和谐，而且疏朗明快，可以说是民国期间最为优秀的作品。

　　近代新式花园

　　(一)天香小筑——受西洋建筑文化的影响，苏州此时出现了一些所谓“中西合璧”的新式花园，“天香小筑”就是其中较著名的一座。天香小筑位于苏州城内人民路，为东山商人席启逊于1933年所建。园宅占地共3亩6分。其西为住宅，平面作“回”字形布置。南面作“鸳鸯厅”，其后为天香小筑“品”字形排列的3幢2层楼房。主要建筑间用廊相连，围合成院。屋角墙隅缀以花石。宅东花园占地约1亩5分，内堆土山，绕以长池。池周有曲廊、花径、湖石、树木。因山顶六角亭侧，散列无数状如各种动物的太湖峰石，所以当地人戏称其为“百兽园”。

　　(二)紫罗兰小筑——位于苏州城东甫桥西街，又名“周家花园”是著名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的宅园。其前身为书法家何子贞的“默园”。“九一八”事变后，周瘦鹃从上海返回故里，用长年的稿酬积蓄购得，欲从此放弃文笔生涯，以侍弄花木盆景自娱。1946年翻建旧屋，改造花园，新建了平房6间。中为“爱莲堂”，是接待宾客之所。其西“且．住”陈列古玩。又有“寒香阁”。厢房“紫罗兰庵”杂陈奇石。

　　堂东的“含英咀华之室”是主人的居室，1955年又在其上加盖楼层，用作书房。还有六边形的厢房“凤来仪室”。园地以“爱莲堂”为界，中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以六边形的花坛、女花神雕像及草坪构成了迥异于传统园林的风格。其间散植素心蜡梅、天竹、白丁香、垂丝海棠、玉桂、塔柏、柿树、白皮松等，也引入了许多未见于传统园林的树种，但园中有梅丘及诸多树桩盆景作为点缀，又使人们看到了传统园林的要素。西区主要有展示金鱼的“鱼乐园”陈设盆景的露天展馆以及花繁叶茂的紫藤棚架。同样也以小榭“梅屋”湖石“五岳起方寸”及荷池等景物，体现了与传统园林的联系。

　　近代公园

　　自1868年上海在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兴建了被人称作“公家花园”的外滩公园以后，就揭开了我国近代公园营建的序幕。然而这座公园只向外国人开放，华人不得人内。对此，国人倍感愤怒，除表示抗议外，也开始在一此城市中将过去的园林、公众游憩的名胜改造为公园，或径直建造属于国人的公园。苏州的公园大多出现于民国时期，其址一般多为旧时名迹，遭长期荒废而成为城市隙地。其造园形式则不尽相同。

　　(一)苏州公园——俗称“大公园”，占地64亩。其址相传是春秋吴城的子城，之后为历代郡守衙署。元末张士诚称王，在此建王府。后来朱元璋灭张士诚，将此焚毁，故又被叫作“皇废基”。辛亥革命后，人们倡议在此建造公园，题名为“皇废基公园”。1920年延请法国造园家进行规划，其中部为图书馆，是一座两层西洋建筑。公园正门朝南，入门有中央花坛及喷水池，为轴线对称的西洋风格。园北开凿莲花池，上架朱栏曲桥。池北堆土为山，建苏式六角亭，周围遍植枫、榉、栎等红叶乔木，杂以松柏，并用杏树、樱花、海棠、山茶、桂花、梅花、玉兰等点缀，呈四季不同的景色，有我国传统园林的旨趣。再北植草坪，周以常绿树种，与英国自然风景园的风格相近。草坪东面设水禽馆和桃林，馆后建音乐台，其间用竹林相隔。池北l临水是茶室，名“东斋”。其南布置花房苗圃。水池东南及图书馆北，各有花廊棚架，架蔷薇、紫藤、葡萄、牵牛花、常青藤等攀缘植物。园西南建“西亭”和电影院。20世纪30年代，又在园北立西式方亭和纪念石碑。抗战时碑厅及图书馆被日寇炸毁。胜利后，园中建康乐馆，名“涵社”。1947年，“皇废墓公园”更名“吴县中山公园”，并在莲花池东建“裕斋”，辟为“前进图书馆”；北部建“叶楚伧纪念坊”，又重新绿化公园。20世纪50年代后，公园又经改造，其风貌也因之有所改变。

　　(二)亭林公园——坐落于昆山马鞍山麓，也是民国初年兴建的。是地原为“慧聚寺”旧址，还有明代文华殿大学士顾鼎臣的“崇功专祠”及镌刻着林则徐手迹楹联的“林迹亭”等古迹。自辟为公园后，对被划人园内的农田、山地作了绿化和规划，不仅使公园疏朗自然、绿荫茏葱，更将各古迹名胜有机地组织起来，成为既有人文景观又有自然风光的公众游憩之地。1939年，为纪念元末诗人顾仲瑛，由叶恭绰等人组织了“顾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对顾氏在昆山正仪的故居进行了修葺。但不久，又将一部分遗物移至亭林公园，其中有非常有名的“天竺千叶莲”(即并蒂古莲)。之后又引入了被誉为“天下无双独此花”的琼花，陈设著名的观赏石“昆山石”，并被誉为公园乃至昆山的“三宝”。新中国成立后，园内又建造了顾炎武纪念馆，以陈列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的史料、史迹，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公园的人文内涵。

　　(三)吴江公园——位于吴江县城松陵镇。此处原有一座被当地称为“松陵八景”之一的“七阳山”，原系清末镇上居民用碎砖瓦、垃圾及疏浚市河玉带河时所出的淤泥堆积而成。1923年，城中绅缙提议在此建造公园，后因经费不足而搁置。1934年，县长徐幼川决定将“七阳山”，及其周边共28亩土地辟为公园，相继开始了筑围墙，铺园路，绿化园地，建中山纪念堂，修四面厅，造“息楼”、亭构，以及在四面厅前凿池堆山、安置喷泉等工程，取名为“吴江公园”。1937年，又为已殉难的早期国民党党员钱涤根树立纪念碑。抗战时遭日军破坏，胜利后虽加修治，但依然荒凉残破。直至20世纪50年代之后，再加修整而使公园重现生机。

　　除了上述苏州地区的几个城市相继建造公园外，还有不少城镇也有公园建设活动。如太仓的“游憩山庄”(后改名)，常熟的“虞山公园”，泽的“震泽公园”等，就连隶属于昆山的巴城镇，也建有“巴城公园”。由此可见，当地的近代造园文化的普及和领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