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前进。”梁思成说。

　　于是，以中国宫殿和庙宇为基本范式的建筑在全国迅速铺开。而大屋顶，则是“民族形式”中最普遍的一类。那些铺设着琉璃瓦、以斗拱和飞檐形式示人的“大屋顶”，看上去雄伟壮观——这适于新政权表达正统感与民族自豪。

　　不过，与现代主义建筑一样，复古的“民族形式”也好景不长。苏联领导人的更迭又一次波及中国的建筑形态。1954年底，斯大林的建筑方针被新上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否定了。

　　从1955年开始，曾与资产阶级意识进行斗争的“大屋顶”，变成了奢侈浪费的典型。北京“四部一会”大楼(现今国家发改委)正中大屋顶的建材已经运到现场，却不准使用，那些充满民族风格的琉璃构件被毁弃在现场。

　　而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的绿色门罩、斗拱和柱子上复杂的朱红彩画、门楼地面上铺着的花岗岩亦被批评。“大楼不像是新的，而是从古老朝代遗留下来的刚刚经过粉刷的建筑一样。”当年的《人民日报》认为，建造者们正在拿封建时代的“宫殿”“庙宇”“牌坊”“佛塔”当蓝本，制作各种虚夸的装饰。官方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这是对“民族形式”式建筑的定性。

　　“好社会主义之大”

　　人民大会堂立面的面积超出原定的两倍还多。周恩来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要“大而有当”。

　　3年之后，十项国庆工程全线启动，并在一年之内悉数完工。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与英雄纪念碑奠定了今日天安门广场乃至北京的气质与格局。

　　一时间，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云集京城。1958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对他们说，“国庆工程”是为了反映建国10年来的巨大成就，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不能连蒋介石、清朝皇帝时代的都不如”。

　　最终，大会堂收到立面方案的设计图189份，而被选中的正是一个西方古典廊柱式方案——它的面积超出原定的两倍还多。周恩来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要“大而有当”。天安门广场，也要大。毛泽东认为，要庄严宏伟，要能容纳100万人集会，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在决定建筑审美之外，还造就了大批真正的政治性建筑——形成“革命”的隐喻和象征。

　　其中，四川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最为典型。主馆及其两侧的建筑，再加上检阅台，略呈一个“心”字，而当中的毛泽东巨像成为“心”中一点。组合起来，就是“忠”。毛泽东巨像底座高7.1米，代表中共的诞生纪念日；而巨像高为12.26米，正是毛泽东的生日。

　　全国各地，这样有着革命意象的细节比比皆是。为了表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广东展览馆塔楼的塔顶、庭院路灯的灯罩，以及铁围栏上，到处使用了火把图案。而长沙火车站钟塔顶尖的火炬朝向，则无论飘向哪个方向都不妥当：向西，是“倒向西方”，向东，则是“西风压倒东风”。最终决定，向上。

　　1976年，毛泽东逝世。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句号。这座纪念堂平面布局严谨而对称，有着强烈的中心感。底部的台阶，选用了红军长征时经过大渡河边的四川石棉县红色花岗岩，象征着“红色江山永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