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上述意义，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就明确提出要在全球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打造我们自己的国际城市和世界城市。回顾二十多年来我国世界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到2008年。这个阶段，世界城市是作为北京、上海等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一种远景规划愿景提出来的。比如1993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要为二十一世纪中叶建成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打好基础。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里所谓“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端国际城市世界城市。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北京构建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战略布局，提出“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分三步走：第一步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到2020年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步到2050年左右进入世界城市行列。这一战略部署的目标递进关系从一个方面说明，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世界城市确实指的是国际城市的最高形态。

　　第二阶段是2008年以来。2008年有两个重大的契机，一个是北京奥运会，一个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年，国家终于正式把世界城市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行动中来了，世界城市真正成为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明确目标。这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一个标志是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城市”。第二是同年国务院批复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出，“到2020年，使珠三角地区形成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第三是2009年1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首都进入直接瞄准国际城市高端形态世界城市、用世界城市的标准推动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换句话说，目前北京已经完成了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来的到2020年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城市地位的目标，进入迈向世界城市行列的新阶段。

　　世界城市的基础就是它的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中的、建设中的世界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提高。但是，本世纪以来，提升的速度相对放慢。以北京的劳动生产率为例，北京2008年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只相当于美国的17.1%、英国的21.4%，韩国的50%。但是纵向来看，按可比价北京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是1978年的将近10倍，确实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北京相对于全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比例开始持续下降。为什么北京相对的劳动生产率或者相对的竞争力会下降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北京的竞争力发展到了什么阶段。一般来讲，积极的、向上的竞争力发展有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大致有一个依次递进的前后时间顺序，形成三个阶段，这就是：生产要素导向的阶段，投资或者规模经济导向的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北京现在初级生产要素国内比较优势已经不存在，劳动力的价格、土地的价格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从北京的产业结构特征来看，北京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已达到75%以上。服务业不像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造业，后者都有高度的规模经济性质的，服务业相对来讲对规模经济的要求要弱得多。这就意味着，我们想通过规模经济去获取在全球的竞争力，相对来讲已经没有优势空间，或者跟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处于相对的劣势状态，因为全国目前还在资本密集型发展的阶段。所以，从客观发展来看，北京正在进入一个向创新驱动或者创新导向发展的新阶段。但是，我在承担完成国家京津冀、长三角创新体系“十一五”规划的调查与研究中发现，很多企业家都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创新牺牲的多获得的少，为什么我们要创新？他们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我个人认为，当前我国建设中的世界城市转向创新驱动发展面临三个方面的“陷阱”，第一个就是舍弃密集使用初级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级生产要素价格虽然显著上升，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价格依然很低。例如，我们工人的工资跟欧美国家相比，迄今为止也只有他们的10%左右。这就是说，在国际竞争之中，全国初级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还相当突出。在这样的全国背景下，北京由于生产率高、劳动报酬高、生活福利条件好，所以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吸引廉价的劳动力，对北京来讲劳动力基本上是无限供给的。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想依靠创新取得竞争力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舍弃密集使用廉价劳动力的较大利益，其创新源于舍弃密集使用初级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很大。第二个就是舍弃集约利用规模利益的机会成本大。中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巨型国家，生产、消费的规模利益相当突出。一方面这是大国优势的重要所在，有助于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会使得从依靠规模经济向依靠创新取得竞争优势转换的机会成本较大，从而制约创新。大家知道，新加坡是城市国家，规模很小。试想，一个教授就某个专题、比如“世界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开讲座，在新加班同样的内容也许少数几讲就“OK”了，再讲就没有听众了，因为国家太小。但是，在我国就不同了，同样内容可以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举行几百倍以上于新加波的讲座，例如以县为受众群体单位，就可以讲两千多次，一次一万块钱的报酬就可以收入两千万。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教授为什么要不断创新讲座主题和内容呢？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么那么大的规模利益去做创新呢？所以，舍弃集约利用规模利益的机会成本大，是转向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陷阱。第三个就是创新的制度瓶颈。我国创新制度已经有了长足的改进，但是应该看到，创新制度仍然还很不完善。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但还不完善，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文化还非常不健全，剽窃、偷盗的行为随处可见。创新得不到保护，干吗还要创新？另一方面，创新要素制度性分割仍旧严重存在，产学研用一体化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创新要突破这些分割的成本还相当的大，制约了创新发展。正是因为这三大陷阱，使北京向创新导向的发展方式转变步履艰难，进而其竞争力相对上升速度放慢。

　　上述“陷阱”产生和伴随了一系列的“发展中世界城市病”。这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居民生活质量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例如，2001年以来，北京人均GDP和GDP增长率开始持续保持较大离差，人均GDP增长严重滞后于GDP增长，人均GDP仅及东京、伦敦、纽约的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七分之一。由于人均收入与人均GDP成正比，并主要决定生活质量，这使得北京居民生活质量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结果在世界城市排名里，生活质量这一项，北京生活质量排序位次远落后于其它项目，相对地位最低。第二，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非常突出。这些年来，北京每年平均增长五十五万人以上，一年增加一个大城市。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房地产价格高企，这些问题十分突出。第三，知识产权国际垄断优势非常缺乏。企业要走出去，在国外投资，知识产权要有垄断优势，否则你怎么能打败东道国的地头蛇呢？我们没有这个武器，走出去非常困难，这就决定了我们目前为止全球的辐射能力薄弱。例如，中国现在的世界500强企业，2009年34家，北京占了80%。无论是500强企业数还是收入，北京在全世界主要城市中都排在全世界第3位，很高，但我们的500强企业不是跨国企业，没有一家有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活动都基本限于国内。第四，社会的“M”型化。一方面，社会底层扩大，一是制造业相对衰退，不断转移出劳动人口，这些人口虽有一部分进入更高端的就业岗位，大部分要么下岗失业，要么进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低端服务业，这些低端服务业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足，工人的待遇难以得到应有的提高。二是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低端服务业和建筑业，加大社会底层。此外，2006年以来的房地产价格迅猛上升使原来的一些中产阶级突然之间贫困化了，进一步加大了社会底层迅速扩大。另一方面，金融、总部经济等高端服务业不断扩大，金领阶层和跨国企业家阶层迅速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