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跳出“陷阱”，怎样克服我国发展中的世界城市病？根本的办法就是加快降低创新的机会成本、提高创新的利益。这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方向。

　　第一，从集中城市化向分散城市化转型。缓解北京人口膨胀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采取分散化的城市化战略。“十二五”期间，这一战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重点，分流缓解人口向包括北京在内的大城市转移的压力；二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其它城市为重点，建设区域城市群。作为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城市群是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来。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十一五”期间区域城市群发展实际上采取了以区域中心城市为重点的集中化发展方式。从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议和我个人作为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参加“十二五”规划纲要论证的情况来看，针对中心城市“病”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要求，“十二五”规划将强调走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的分散化城市群发展道路，把世界级区域城市群作为重要目标和任务。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城市化战略重点将转移到以顺义、通州、大兴—亦庄为代表的新城建设来，加快促使城市发展从中心城一即集中型向多中心分散型转变。这种从集中城市化向分散城市化的转型一方面必将缓解我国发展中世界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另一方面将通过影响我国发展中世界城市劳动力市场，提升劳动成本，降低世界城市依靠创新取得竞争优势的机会成本，从促进向创新导向发展转型，提升我国建设中的世界城市竞争力。

　　第二，在建设中的世界城市实施更加严格的产业、人口、土地用途和环境保护的管制政策。有人担心这会破坏市场经济。我个人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即使在美国这样自由的市场经济中，这些管制政策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我个人建议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制定实施更严格的产业准入政策，特别是实施更加严厉的产业发展许可证制度。北京“十一五”规划提出走产业高端化之路，高端产业受到鼓励和支持，发展相对较快。对低端产业，北京虽然没有明文的鼓励和支持，但是“说不”说得也不多，对低端产业在京发展没有足够的限制措施。实际上，高低端产业在北京一起发展，这不仅加剧“城市病”，而且也不利于资源向高端产业集中。“十二五”期间，北京既要加大鼓励和支持高端产业，也要下大力气限制低端产业发展。二是实施更加严格的人口迁入管制。我国发展中的世界城市对外来人口迁入管制主要是户口迁入指标控制，下一步应当探索实行人口准入制。对北京、上海等这样的发展中世界城市，实行单纯的人口准入制是不行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应当采取严格的人口准入制加指标调控制，两手都抓，两手都要硬。三是实施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政策。现在北京很多情况下一间十几平米的出租房屋住七八个人、甚至十几个人，这虽然使单个承租人住房成本大大降低了，但却既严重牺牲了人口的生活质量，也给控制城市人口膨胀带来很大的压力。应借鉴美国一些城市的经验，制定实施严格房屋用途管制政策法规，禁止并依法查处将人防空间用于出租居住，严格禁止并依法查处住房违反法律法规租用行为。这方面的政策是大有空间的。四是实施更加严厉的节能降耗减排政策，“十二五”期间，一定要把二氧化碳的控制以及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限制列入考核指标。

　　第三，实施鼓励和支持创新政策。“十二五”期间，要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要从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新服务支持体系、创新金融财政支持体系、创新人才支持体系等多重角度，降低创新的风险和成本、增加创新所得，改善我国发展中世界城市的创新环境，从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

　　杨开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亚洲城市和区域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