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的公园”的点子是怎么被想出来的?是你个人的主意？

　　诺曼•福斯特：事实上，这个“城市中的公园”的主题来自于香港人自己。在公众参与的讨论中，我们不断听到市民要求有“自由的”公众开放空间。“自由的”不仅仅指经济层面，在这里它指的是在任何时间它都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城市中的公园”提供了23 公顷的公共空间，即西九龙文化区内60% 的土地给公众享受。不管你是否喜欢文化，你都会接受并喜爱香港的这个新公园。是的，这个点子是我自己一开始就想出来的。

　　对于西九龙文化区来说，你是怎样把文化融入这片土地中去的呢？

　　诺曼•福斯特：从广义来讲，这片土地是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设施将惠及每一个人，表演舞台将会为各种形式的艺术提供服务，包括中国文化、流行音乐会、歌剧以及视觉艺术等。从长远来讲，为了把文化融入这一地区，我们同样规划了艺术教育设施。这些都将挖掘和激励本土的艺术氛围，若干年后，所有的香港人都会受益。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九龙文化区都属于最顶尖的大规模建筑项目。这和你之前的一些大型建筑设计相比有什么区别?有哪些新的突破？

　　诺曼•福斯特：这很难进行比较，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的特点。或许，这一次通过如此多的方面，如能源、密度、交通和楼宇等来综合考虑设计，是一种整体性的设计方式。这种方式在我们很多优秀的可持续性环保作品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知道，西九龙文化区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和文化区。由于香港气候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从其他建筑项目中吸取了很多经验，西九龙文化区同样沿袭了香港过去那种带篷石柱廊、步行街、风凉绿地的传统。而我们的设计同样给接下来几年内可能突飞猛进的环保可持续技术提供了弹性空间，允许它们到时候能够被应用到西九龙文化区之内。

　　尽管获胜让人喜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中，你们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

　　诺曼•福斯特：从世界范围来看，西九龙都是最先进、投资最巨大的文化创举。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经历很多挑战—从计划、设计、施工、后勤到人力资源等。但我认为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于香港人对这个新的文化中心的巨大期待。我是个乐观的人，我相信香港政府既然能够创立这个项目，就一定会继续推动它前进。

　　“西九龙文化区代表了我的建筑哲学”

　　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参加香港西九龙文化区设计项目的投标了，早在2003年9月，你就曾以名为“天幕”的规划赢得了西九龙地区概念规划比赛。这几年来你的设计方案有没有什么变化？

　　诺曼•福斯特：这是一个充满改进、倾听和理解的过程。我们一方面认真汲取民众的反馈，分析人们对文化区的不同需求，接着重新挑战和质疑我们此前为文化区所做的一切设计。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之前的设计被推倒重来，这激励着我们重新开始提出更好的方案。

　　你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设计师，而西九龙文化区面向的是来自亚洲的观众，你如何在设计中让中西文化元素达到某种平衡？

　　诺曼•福斯特：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本地设计师，我们公司的香港分部规模仅次于伦敦的创始工作室。从我第一次来香港，又陆续在这里工作，已经超过三十个年头。除了这些个人经历，我们团队成员中也有香港人。此外，我们还做了许多实地调查研究。我们仔细研究了西九龙的上海街、兰桂坊等地，计算了那里的石柱廊、小巷、车道及林阴下的行人道比例。我们还通过数量统计和百分比来分析弥敦道的标识系统、商铺门头、车辆和行人的运行方式。然后，我们分析这些信息，寻找怎样才能给城市人生活提供一种最熟悉和方便的规划。香港的城市活力当然还包括那些狭窄而拥挤的行人道。我们同样仔细分析了这些街道背后所存在的另一种生活。

　　在建筑设计界，你的作品常常会被拿去做融合优美外观、高科技以及绿色环保的经典模型来供人们学习品评，这是一种“福斯特风格”？

　　诺曼•福斯特：我们从没有一致的风格，但是我们秉承了一种持续的建筑手法和哲学，以及严格的调查研究。每一件作品都有其特殊性，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可持续性是我们设计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并非所谓“绿色行动”的追随者，我们本身就是这一行动最早的倡导者。从1967 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不断寻找可替代能源和最环保的结构，在建筑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力图做到最佳。

　　在你心目中，哪一个作品最让你满意？

　　诺曼•福斯特：在过去数年中，我们的作品包罗万象，从建筑到城市，从家具到各种器物，从游艇到喷气飞机。让我只选择一个，太难了。但是，西九龙文化区的设计完全体现了我们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在我们的所有作品中，作品使用者的需求，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都是我们设计的核心。西九龙文化区或许是最能表达我个人对基建与公共空间的重要性的代表作品，它代表了我的建筑哲学。

　　回顾你的求学经历，我们发现你在英国曼彻斯特和美国耶鲁大学都学习过建筑。“英式”与“美式”风格对你自己的建筑审美有哪些影响？

　　诺曼•福斯特：我在耶鲁大学学习时，工作室的学习内容就清晰地分为两部分，即英式和美式，而这是由于我的两位硕士导师造成的。在英式教育方面，我们主要学习的是一些稍显古老的建筑。而美式教育更注重“行动”，美国导师保罗•鲁道夫只有当我们拿着图纸和模型去找他时，他才会和你谈建筑。而另外一位欧洲派的塞尔吉•切尔马耶夫则更喜欢问“为什么”—作品背后的哲学。我很幸运，能够同时受到他们的影响，在研究和实际操作结合的学习中锻炼了我的能力。在耶鲁的时光对日后的我有着很多方面的影响。保罗•鲁道夫为工作室营造了一种充满高度创造力、竞争精神的气氛，同时他总是会邀请一系列批评家来鞭策我们。如今，这些东西都被我融入到由我领导的公司工作室的设计部门，而这个部门负责的就是：从设计之初就对所有作品进行不断的检验以及把握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