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总跟人们讲历史，拆掉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对您这样的历史学家有什么影响？

　　侯杰：我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史，对天津城市史特别关注。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列强入侵，在海河两岸建立租界。天津曾有九国租界。这里集中了各式各样的中外建筑，是活生生的“万国建筑博览会”，这是天津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国看天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各地游客来天津，除了吃“狗不理”包子、尝“耳朵眼儿”炸糕，就是要逛逛“五大道”，看看小洋楼。

　　现在，我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要保护这些小洋楼，但在有的地方，它们还是慢慢消失了。这些建筑被拆掉之后，咱们再怎么说历史似乎都缺少有力的依据。

　　在历史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会长雍剑秋在天津建了一个西湖饭店。他过去一直仅仅被当成军火商人，实际上他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后，做了不少好事，像成立养真社、开展废娼运动等等。我过去经常带学生去看他的建筑，但这些年都不见了。

　　在历史现场、老建筑里讲历史，跟在学校教室里讲，是不一样的。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一座历史建筑更是胜过千言万语。历史建筑是有生命的。那些僵硬冰冷的水泥和木材因为有历史人物的生活和历史故事的发生而拥有生命。中国人是个历史精神非常强的民族，人们关心自己、家庭、文化的来龙去脉。通过寻找历史建筑，能增强人们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感，提高幸福指数。

　　现在我上街，总会带着相机，拍一些建筑。我有一个美国朋友，是犹他州立大学的教授，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手里有的照片是我没有的，那是他十多年前到天津时拍的。这些年里，有不少建筑消失了，真是无奈！

　　记者：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很多官员都非常注重挖掘本地的文化资源。有的地方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也有一些地方争夺名人故里，甚至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故里，也有人去考证。

　　侯杰：从表面上来看，名人故里之争，是对文化资源的重视，但也隐含着某种利益追求。弘扬中国文化的心理大家都能理解和尊重，故意的恶性炒作就另当别论了。

　　至于把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拆完以后，另造一条仿古街区的现象，简直就是真古董不要，造假古董。很多官员搞拆迁，以为这样可以补救。有时主政者的愿望是善良的，但是决策失误，成为败笔。拆掉的，不可再生了。历史的这笔账找谁买单？

　　记者：据说现在我国约有180多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很多地方建设地标性工程，不断刷新“第一高楼”的高度。日本媒体近期报道，中国已经建成了10座以上高于日本第一高楼的建筑，还有大城市正在建造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您对此怎么看？

　　侯杰：中国人向上发展的愿望，最近这些年得到充分实现。前几年比电视塔的高度，现在又争建“地标”，价值究竟多大，值不值得这么做，恐怕真的要考虑。建高楼满足了“城市形象”的简单要求，但也要考虑老百姓呼吸在什么地方。像香港的中环确实高楼林立，但也不乏市井风情。

　　这些年，我们看到各种奇怪的建筑式样都来到中国了。只考虑某个建筑的设计，不考虑整体环境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和谐，也会出问题。有的建筑很漂亮，设计也不错，但接不上这个城市的地气。“和谐之美”是很重要的，不要弄得驴唇不对马嘴。

　　有些城市在强调统一规划的时候，违反了规律。比如，天津正在整修街道商户的招牌，不同类型的商店，招牌弄成一个样子，弄得基本的广告功能都降低了。台北、香港吸引人的那些商业区，招牌林立，特色分明，不仅构成整体的区域特色，还散发出强烈的商业气息，展现出城市的活力。商业社会有多年运作形成的模式和文化，应该尊重。

　　我赞成城市的大力开发，但在书写新的历史时，要给传统的历史文化一个合理的位置，千万不要把历史当成包袱。在城市品牌的塑造中，请中国文化学者参与其中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另外，决策者应该充分尊重公共舆论，真正倾听当地人、文化学者对保护历史文化的肺腑之言。即便有些不那么顺耳，也不能排斥。我认为，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一点历史知识。主政者有一点历史知识的话，有些事情会做得稍微明智一些。城市怎么发展、怎么创造，有历史规律。越是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历史经验越是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