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指出：“行政区设在城中， 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波，产生大量 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 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唯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梁陈方案”希望将中央行政区放在旧城以西的近郊地带建设，并在行政区以南，建设一个商务区，其用意在于形成一个多中心的有限制的市区，既保护旧城，又促进各自区域内的职住平衡（即职业与居住的平衡），降低长距离的交通量。

　　梁思成、陈占祥强调，他们提出这个方案（“ 梁陈方案 ”），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的，如果该方案通过，他们将依此进一步草拟大北京市的总计划。可是，连“梁陈方案”都不被接受，大北京计划更是无从谈起了。

　　“梁陈方案”所代表的平衡发展城市的理念未获接受，其后果，我们已能痛切感受。

　　可是，直到今天，有人一提起“ 梁陈方案”，就认为它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还要 抗 美援朝，哪儿有钱建新都呢？

　　但那个时候，就有钱去拆旧城吗？要知道，“梁陈方案”对抗的是拆旧城建新都的方案。后来，摆在旧城内的长安街行政中心区，到现在也没建完。“梁陈方案”是百年大计，也是可以分阶段实施的。

　　事实上，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旧城内建设 ，当年就遇到了巨大困难。1954年，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发现，全市新建的房屋，约三分之二建在了城外。原因就是怕拆迁太花钱。

　　1956年，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说 ：“ 一直说建筑要集中一些， 但结果还是那么分散，这里面有它一定的原因，有一定的困难。城内要盖房子，就得拆迁，盖在城外，这方面的困难会少一些。”

　　苏联专家跟梁思成争论时说，旧城内的基础设施是现成的，把行政区放在旧城内建设，就可以省掉基础设施的投资，因此是经济的。

　　要在城内搞建设，就得把城内的老百姓都搬出城去，这样一来，还是得给百姓新建基础设施。

　　“梁陈方案”还写道：“我们若迁移二十余万人或数十余万人到城外，则政府绝对的有为他们修筑道路和敷设这一切公用设备的责任，同样的也就是发展郊区。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费用。”

　　然而，这个费用，当年在不少迁居区被缩减了。以至于1956年，甘家口居民区（北京市在城外开辟的15个外迁居民安置点之一）41位居民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甘家口新居住区没有一条正式的道路；没有一个诊疗所；没有一个公用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要求增设居民必需的公共设施”，惹出一场风波。

　　说到底，就是因为拆建旧城投资甚巨，经济上代价太高，建设单位才去“克扣”迁居区的基础设施，甚至降低安置房的建设标准。

　　郑天翔（编者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在规划局关于甘家口居民区等迁居区的情况报告上批示：“城市居民迁出城外，会生活无着 。”

　　了解以上史实，我们还会说“梁陈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吗？我们得不出这个结论。

　　1958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拟定了总体规划，确定了“单中心+环线”的发展模式。这个总体规划甚至提出“故宫要着手改建”。尽管周恩来曾在1960年提出“故宫保留，保留一点封建的东西给后人看也好”。1963年，故宫改建还是进入了论证阶段，甚至有人提出了完全拆除的方案。

　　这才是梁思成真正的对手。连故宫都要改建，还有什么不能改建？“梁陈方案”不被接受，哪里是经济上可不可行的问题？难道今天还有人要论证，拆故宫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