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与科学家们交谈。左起：周恩来、孟昭英、梁思成、马大猷

　　“新老北京之战”

　　1958年北京的总体规划，希望以“单中心+环线”的结构来建设一个已确定要发展为1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如何认识其中的弊端并加以调整，成为接下来的故事。我们看到，1979年，吴良镛（编著注：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建筑与 城市规划专家）先生在《北京市规划刍议》中提出多中心方案。在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大发展之初，北京又面临一次选择。可是1983年版总体规划依然维持了单中心城市结构；1993年版总体规划也未能改变这样的情况。

　　吴良镛先生没有放弃努力。2001年，他带 队 完 成《 京津冀北（ 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提出面向更大的区域，有机疏散北京的城市功能。

　　2002年3月，新华社针对北京市申办奥运会过程中在交通、环境等方面遇到的巨大挑战 ，完成了“ 北京城市发展模式调研 ”，引起了高层关注 。

　　这项调研指出：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一直是北京市城市建设的一个主导方向。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 取 得 成 效 。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 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 ，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千呼万唤之后，北京市认识到单中心城 市结构存在的弊病，于2004年启动了总体规划修编工作。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2004年至2020年）》。这一版总体规划的立意，终于回到了当年梁思成先生的立场——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多中心、平衡地发展城市。

　　在这一轮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再次出现中央行政区建设之争。代表人物是赵燕菁（编者注：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先生，他提出将新的中央行政区设于通州，以此带动城市结构的调整。

　　2004年，我在《瞭望》新闻周刊对此事件进行了公开报道，引发社会讨论。

　　北京工业大学的调查显示，当时在北京，仅中央机关马上需要的用地，加起来就有近4平方公里之多。4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半故宫的占地面积。

　　北京中心城区的规划空间容量已趋于饱和，中央企事业单位及其附属功能的占地高达170多平方公里，多集中在四环以内。在这一范围，减去道路、基础设施、公园、学校等用地后，其余用地一半以上都和中央职能有关，而北京市政府相关的占地只有中央的十分之一左右。

　　据此，赵燕菁认为，只有中央行政区的调整，才能带动北京城市结构的调整。

　　但是，这个问题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未获得充分讨论，也未形成决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