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的乔进亲身经历了闵行区的城市化。乔进回忆说，他们家虽然就住在320国道旁边，但他小时候在路上看不到什么车，道路两旁全是农田。去一趟城里要两个多小时，自己就没觉得自己是大家想象中的上海人。“现在，生病去的是三甲级医院，医保卡报销额度也不断增加，爷爷奶奶每个月还从政府领补助。从我们家坐地铁到外滩只要半个小时，城市化让我感觉到自己真正成为了一个上海人。”乔进说。

　　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

　　记者从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了解到，近些年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有力促进了闵行区经济发展。“十一五”末，闵行区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和区级财政收入分别达到1364.4亿元、379.4亿元和125.3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3.2%、14.2%和15.1%，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开通社区巴士、建立慢行系统、建设道路连通工程等措施有效缓解了交通压力，综合交通体系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功能得到了完善。闵行区还通过工业反哺农业、生态补偿、经济薄弱村结对帮扶等政策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闵行区财政局局长季佩坤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紧紧抓住城市化发展的机遇，着重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和建设等五个方面着手，不断改善闵行老百姓的生活。

　　“城镇化会带动经济增长，税收增多。同时，还会带动土地增值，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地资本化收益十分可观。土地还可以成为政府的融资杠杆，大大扩充政府可支配的经济资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说，“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大发展的机遇是显而易见的。”

　　调整支出结构迫在眉睫

　　然而，在享受城市化带来的便利生活和经济增长的喜悦之时，也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各级财政的支出结构、财政责任划分、地方债务融资的风险控制、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协调……

　　“由于人口快速增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给社会稳定和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季佩坤说，不仅是城市管理和建设压力增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压力。以教育为例，因中心城区外迁人口大量导入、外来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区域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分布不均等矛盾日益凸显。虽然闵行教育规模持续扩张，区政府在保障教育财政投入实现“三个增长”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每年的教育财政投入增长量被大量增加的学校和学生所消化，使该区的教育资源面临更大的压力和负担。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无论是收入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还是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都是以假定人口不流动为前提的，以辖区的户籍人口为基础。然而，城镇化所带来的快速人口流动，要求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财政关系都要进行调整。尤其是处于流动状态的庞大人口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在我国财政体制框架中是一个盲区。在这种体制框架下，各地政府按户籍人口来提供公共服务。城镇化带来人口的流动，为各地公共服务的供给带来了难题，特别是人口流入较大的地区，流入人口的公共服务面临“两不管”的尴尬境地，即流入地和流出地都不负责其公共服务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