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很多经济发达的城市，年财政收入可达数百亿，仅从财政规模来看，有能力为中央财政做出更多的贡献。但从其人口规模来观察，该地区的实际居住人口与当地户籍人口相当，有的是几倍，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当地辖区人口都有权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当地财政的负担也就随之扩大几倍。”刘尚希说，城镇化的推进，还必然带来中央以及省、市、县各级政府原有责任的调整，特别是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城镇建设和人员流动带来政府之间供给责任的变化。

　　刘尚希认为，仅仅依靠税收形成的财力无法满足城镇化建设中的巨大资金需求，所以城镇化离不开债务融资，但是债务融资的风险如何控制，也是城镇化对财政体制提出的重要挑战。此外，城镇化也会导致诸如环境变差、生态变坏、资源消耗引发的自然风险，农民进城带来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应压力，还有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风险等。在城镇化过程中，还可能出现的城镇考虑城镇，或农村考虑农村的现象，没有充分考虑城乡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动态协调，从而导致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应与需求脱节，同时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从五方面应对城市化挑战

　　面对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财政部门又该如何应对？

　　季佩坤告诉记者，闵行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由以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转变为第二、三产业为主，财政支出结构上在继续扶持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加大对第二产业中的先进制造业、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扶持力度。

　　刘尚希认为，应从五个方面着手应对城镇化的挑战：一要充分认识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风险，建立公共风险评估机制。不仅是对某一个项目做评估，更要立足全局，对整个城镇化过程做系统性评估。二要因地制宜，把握城镇化快慢节奏，促进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以建设和谐城镇为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和谐，特别要处理好不同于传统自然经济下的乡村文明如何与城市文明共存、发展的问题。财政体制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在收支内容和公共服务供给上，各地应该适当把握、灵活安排，保证城镇化实现差异化发展。三要明晰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建立财力与事权动态匹配的机制。结合城镇化中各级政府事权的调整，构建一种使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实现动态匹配的机制，这是应对挑战的关键。四要建立风险责任机制，防控地方债务融资风险。明晰各个风险责任主体，把各个环节的责任放到全局之中来加以明确并制度化。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地方财政风险的管理框架，加大对负有直接或间接偿还义务的各类债务的监控力度，并把债务风险纳入这个整体框架之中，避免碎片化管理。五要构建三元共存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协调好公共服务的差异化供应。构建城、镇、乡三元共存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在统筹管理之下，采取差异化供给的方式，协调好公共服务的提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满意度上的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