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7日的广州东部（增城）城市副中心规划咨询研讨会上，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表示，要力争实现规划设计100年、300年乃至1000年不落后，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现代城市发展的典范之路（5月18日《广州日报》）。

　　规划设计千年不落后，这样的雄心着实令人震撼。然而，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却不得不面对数不胜数的“短命建筑”。浙江大学教授范柏乃曾指出，”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也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年至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至100年。

　　建筑短命的背后，是规划的短命。规划之所以短命，根本原因在于领导插手过多，外行领导内行，科学屈从于行政力量。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庄惟敏就认为，现在”一届领导一套规划“，新官不理旧事的现象比较普遍。加之，一些领导为追求GDP，追求标志性的轰动效应，规划自然如面团，修改越来越多，方案越做越大，所谓规划实则变成领导的一句话，最后成为作领导嫁衣的”鬼画“。

　　如此一来，对既有资源的利用，特别是对人文古迹尊重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规划的科学性自然难以得到有效彰显，短命规划也必定催生更多的短命建筑。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高楼接连拔地而起，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还包括许多资源），在这样的大拆大建中灰飞烟灭。

　　树立放眼千年的规划思路，这确实是规划设计业者应当矢志追求的宏伟目标。但规划设计要想如愿，权力意志首先必须对专业知识保持足够敬畏。只有当科学话语权得到充分保障，规划设计才可能回到尊重科学的道路上来，科学才可能令规划乃至建筑”延年益寿“。简而言之，规划设计能否”长寿“，其决定因素是权力能否足够谦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