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份文化遗产上面,都流淌着我们先人的血液,传承着我们文明的DNA。所以,保护文化遗产,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也是给我们后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继续守望我们文明的遗产,守望我们文明的财富。”

　　5月21日至22日,风景宜人的曲阜孔子研究院,一场文化遗产保护与促进文明对话研讨会在这里举行,出席第二届尼山论坛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墨西哥玛雅文明以及两河文明研究专家、学者云集于此,畅谈文化遗产保护的义务和责任。

　　“全球化”为保护带来压力

　　“当前,拥有世界遗产数目最多的国家是意大利,其次是西班牙,第三位是中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表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设立《保护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公约》以后的40年里,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个国家和民族拥有遗产数目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其对人类文明历史所作贡献的大小。”

　　郭旃表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迅速。“我们熟视无睹的文化遗产,站在人类发展史的高度,突然会发现它们是那么地值得尊敬、值得保护。比如维系侨民感情的广东碉楼,即使是住在那里的乡亲们,也没有意识到它具有的历史价值。”

　　不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保护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印度文化部国家文化基金会高级主管雅米妮·姆巴依表示:“印度跟中国一样是古老文明,有很多历史古迹,很多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但眼下全球化为保护工作带来了压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意大利全国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鲁索坦言,多样性是各种文明不同的见证,但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很多历史古迹变成了高楼、停车场,我们文明的特征受到了极大破坏。如果我们在这场战斗中失败的话,我们就会失去自己的文明。”

　　开放文物古迹

　　不是要满足赚钱的目的

　　在尼山论坛期间,曲阜这座文化名城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有人提出,如果曲阜要发展经济比如说建造工厂,势必会影响“三孔”遗址的保护,这是不是说发展经济跟文化遗产保护必然会形成矛盾,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矛盾呢?

　　“这种冲突有很多,存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中。在意大利威尼斯、庞贝古城、佛罗伦萨等许多城市都有这个问题。”对此,弗朗西斯科·卡鲁索认为开放是必要的,“但我们开放这些文物古迹不是要满足赚钱的目的,而是真正把它作为文化交流的手段。”

　　对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墨西哥全国委员会主席奥尔加·奥利弗表示,“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不是非得要用大工业,也可以依靠家庭,让游客住在他们家里,提供食宿、手工制品,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他们应该很开放,让人们很自由的来这里,来了解当地的人。”

　　郭旃表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除了提高年轻人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管理者、政府领导层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文化遗产不是招财进宝的机器。人们在解决基本生活问题之后,公众生活质量提高需要一个好的环境,需要和谐的自然景观。”

　　关键在于防止“破坏”

　　今年年初,北京梁思成故居拆除事件,引发了与会专家的关注。“这牵扯到整个社会和相关管理者对于文化遗产地位、意义的认识问题。”郭旃认为,“如果离开对遗产应有的尊重和敬畏,这些看似破旧的建筑或名人故居,在这些人眼里不会比摩天大楼更有吸引力。”

　　对此,美国科学院院士、密西根大学人类学教授华瀚威表示美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做得非常好,但地方层面问题就比较严重,因为地方都是企业通过合同来保护,实际履行方面做得并不好,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城市建设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文化遗迹被破坏的现象。”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表示,最近沂水发现的春秋墓葬,是在天上王城景区开发时,用铲车铲出了青铜器,他们第一时间了告诉了山东大学的教授,然后报告了省文物局,使得这个遗址在铲车之下得以保存。“公众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不是一下子就提高的,需要社会共同的关注,需要我们加强这方面的引导和教育。”

　　对于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我国《文物保护法》的处罚规定越来越严厉。郭旃表示,世界文化遗产有检测机制,如果由于我们不适当地开发,或者不适当地保护管理,对环境景观本身造成不利影响,世界遗产委员会会通过国际咨询机构的评估认证将其列入濒危遗产名录,造成严重后果的就会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在美国,有一个老师拿了一小块来自文化遗产的石头给他的学生看,就被起诉了。但是,这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已经发生了。”华瀚威说,“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并不在于惩罚,关键在于防止破坏的发生,要在消失之前拯救这些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