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孙献涛写了篇文章《走读美国之四：北京太小，再扩五倍》，他说，在洛杉矶转了五天，越转越替北京着急，作为十三亿人口大国的首都，实在是太小了，面积应再扩大五倍，直接连上天津；人口可再增加五倍，容纳一亿国人。

　　“一提扩大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规模，马上就有专家跳出来说资源匮乏，特别是水资源不足。这其实是个伪命题——资源本来就是用来缺乏的。地处加州的洛杉矶比北京更缺水。街头的行道树全是干旱地区的小叶树种，加州长年累月阳光直射，蒸发的水分远大于普降的喜雨，空气干燥得冒火。如此严重缺水的地方，生活了两千万美国人民，接近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北京人口与洛杉矶相当，不过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以北京现在的住房容积率（燕郊的居民楼都盖到了二十层以上），完全能用比美国少得多得多的地，盛下比美国多得多得多的人。”

　　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沿袭控制大城市发展的传统思路，前几天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还在危言耸听说，“大城市为什么膨胀？不是北上广这些帝都魔都有多么魅力四射让人趋之若鹜，实在是这个极权政治体制控制下的病态城市化掠夺吸走了全部社会资源税金财富各种机会。权都到了北京钱都到了上海饭都到了广州机会都到了省外，你叫百姓留在老家别往大城市挤大学毕业生热爱祖国走向边疆？分权才是好办法！”

　　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都是意识形态思考而不是做认真的实证研究，你看日本四分之一人口集中在东京，美国三大都市圈聚集了大部分产能和资源，印度孟买也彼此彼此，都是极权体制惹的祸？能否少贴标签多研究规律？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和限制大城市发展使我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时间里沙漠化面积增加了300多万平方公里，比什么卖国都卖国；眼下的汶川、玉树重建，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产业环境，却毁了多少自然，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全世界的规律都是大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使创造力迸发，节省资源和各种能源，大城市人均占有资源量远小于中小城市和乡村，人均创造和产出却远大于中小城市和乡村。

　　我们真得立即把过去颠倒的思路正过来：鼓励大城市发展，限制人口过多留在生态脆弱地区。在资源问题上，则像孙献涛说的：“人缺什么，城市就提供什么；而不能城市缺什么，就限制人消费什么。”

　　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和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思路，造成了极大的环境破坏和资源错配。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监测报告：珠三角对农民工吸引力下降。该项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占全国农民工的20.1%，比上年降0 .8个百分点。去年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数量和增幅均低于上年水平。

　　除了产业转移和升级换代等原因，珠三角对农民工吸引力下降还有一个不易为人所察觉的原因：由于户籍等限制，第一代农民工正在回乡路上，故乡大兴土木，专业土木建筑技工奇缺，因建筑繁荣带来的就业机会短暂增加而且工资不菲，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着城市化背景下最后的“回光返照”。用不了多久，中国广袤的农村就会出现史上最大规模、最难以处理的建筑垃圾。因为历史上的农村建筑多以土木建筑为主，今天的建筑已经大都变成了砖混建筑。

　　因为气候导致的地理环境不同，以及产业形态导致对环境的要求和负载能力不同，大城市不存在人口承载力问题，但我们却在严控大城市发展；中西部和农村等地广人稀的地方，人口承载力问题反而更严峻，却在鼓励西部大开发！我们把大城市限制人口政策导致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归罪于外来人口太多，本末倒置却长期宣传成为“真理”。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很多决策，都是领导拍脑袋决策，缺乏自由和公开的辩论，陈陈相因，积非成是。我们缺乏民主科学决策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开辩论和说理机制，思想理论界充满了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风。知识没有价值，不是成为实事求是科学决策的参考依据，而是成为决策的注解。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