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是北京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基。北京市政协委员唐兢多年来一直关注北京旧城保护，几十年来，她眼看着身边的四合院在慢慢消失，心痛不已。唐兢呼吁，应再加大保护四合院力度，考虑制定“零拆除”的刚性政策。

　　老北京城的保护是个历史问题。一旦在文化上定义了“历史问题”，责任总是落在了“前人”的身上，因为板子落下会伤现在的人，所以没有人会真正意义上追责；因为板子落在“前人”身上有失雅度，也没有人会抱怨“前人”，老北京“保护”沦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伪命题。

　　从北平变为北京，就开始了城市与意识形态捆绑后的各种文化绞杀。旧的文化创造了旧的世界，所以北平的“旧”被推倒，直到消失才是“大快人心的事情”；新的世界必然需要新的文化，北京城的每一步变化都是有“新文化”作为由头，“城市变革就是城市进步”一旦成为无可辩驳的逻辑时，任何阻碍城市变革的言行都可能被“历史进步的车轮碾碎……”——很不幸，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凡在北京居住50年以上的人都清楚，在过去的50年里，大量四合院消失了。”

　　每每提到北京城胡同保护时，总是绕不开陈凯歌曾经拍摄的短片《十分钟年华老去之百花深处》。百花深处作为北京胡同的名字，其美，不在曾经有多么令人神往，而在于它的消失。陈凯歌用他对北京城的情感，借助一个疯子描述了一个消失了的胡同里的生活状态。北京城里的胡同，就像电影里百花胡同的风铃，存在于每个居住胡同里的居民耳朵里，拆掉了，却留在了北京人的记忆里。

　　顾城有一首《题百花深处》的诗，“百花深处好，世人皆不晓。小院半壁阴，老庙三尺草。秋风未曾忘，又将落叶扫。此处胜桃源，只是人将老。”北京胡同的消失与北京本地人的记忆有关，却与北京的文化无关。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有理由让之前承载北京历史、文化的建筑消失掉，北京人有记忆，却没有了自己的文化。

　　最近，互联网的微博上到处转载着一条关于北京人对“北京”和“首都”的文化上的定义。很多出生于北京的80后们认同于1990年代的“北京是北京”，却认为2000年后是“首都”。在名词上的纠结实际上是对城市文化和城市本身的认同感出现了极大的距离。就像日本人曾经公开宣称宋朝之前的才叫“中国”，之后的统称为“支那”。在文化上的判定意味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坍塌。

　　陈凯歌的《百花深处》更像是一个预言：在最有文艺气质的北京胡同消失后，陈凯歌心中的胡同虽然永存，却已经是一座死去的城市。只有胡同的名字还留着城市的地方志上，胡同已经消亡了。

　　“零拆除”的刚性政策更有点像当年辜鸿铭在民国时期留着的小辫子。文化上最后的象征意义远比实际意义要大得多，北京胡同消失一半儿的说法应该是很保守的，老北京城的文化价值体系都崩塌了，留下毫无生气的胡同也是一种象征的话，如果能够安慰活着的北京人，那就留下吧，但对于有权决定城市建筑生与死的管理者们，又有谁会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