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支持的“收缩的城市”计划的研究成果之一，《收缩的城市》一书以英国曼彻斯特、利物浦，美国底特律，俄罗斯伊万诺沃，德国哈勒、莱比锡及日本东京等城市为研究标本，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对城市收缩过程的成因和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该书原版主编Philipp Oswalt教授11日表示，城市一味增长的时代终结了。

　　Philipp Oswalt教授指出，20世纪城市萎缩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郊区化、后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变革，以工业区的衰败为主要特征；而21世纪城市萎缩的新成因在于产业合理化、服务行业合理化，空置的办公楼、商场及机场，将成其新的标志。他认为，气候变化和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将成为新的城市萎缩过程的重要原因。21世纪城市萎缩的进程不仅会继续深化，也会出现新的形式。中国也将受到影响。

　　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认为，城市的增长和萎缩并不是截然不同的现象，它们是城市生命中必然要出现的两个阶段。面对中国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区域性城市群的萎缩，我们要未雨绸缪，做好充分准备，用新的方法和技术来应对城市发展、扩张和增长管理，应对城市衰退或人口迁出。

　　城市化速度

　　2012年初夏，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说“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总人口50%以上”。国际历史表明，城市化率达到50%会进入加速过程，60%至70%进入减速阶段。

　　在中国，比人口城市化更快的是土地城市化。城市面积扩张过快源于地方政府急切渴求土地，一些城市征用土地报给国务院审批时，可能已经提前用完了未来二十年的土地。地方政府、开发商及建筑商等利益链上的人为获得更多收益，热衷于推动土地城市化，但城市化绝对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当前，“城市化大跃进”已超出城市化正常轨道，出现了盲目追求大规模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趋向。只要国家政策允许，地方政府为了财政创收和经济的增长，尽量把农业用地转化成非农业用地。

　　根据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研究结果：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从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18万平方公里，增长78.3%；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4.05万平方公里，又增长85.5%。从倍数来讲，2010年是1990年的两倍以上。那一连串数字，再次印证了中国人正在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担忧

　　“超前建设”本身是个中性词，并没有引发挞伐的天然属性，如果“超前建设”的领域能够更广阔些，更公平些，可以说是值得称道的好事。然而，遗憾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喜欢选择性地“超前建设”。

　　据了解，很多城市建设“失败”，原因之一便是超前建设，对未来经济发展、人口发展估计过高，其次是注重大空间、大景观环境、大路网，它们能令城市看起来宏大、壮观，但忽略了最能形成生活氛围的街道等建设。

　　经济的迅猛发展，客观上要求城市必须着眼长远、超前构筑城市发展框架，为经济社会大发展构建新的载体。在各方面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基础上拓展城市规模，难以满足人口和产业集聚的需要，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事实证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离不开农民数量的减少及减少的速度。不以“农民变市民”为主要推进方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缓慢而无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不能快速推进。减少农民——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动力——现代化步伐加速，这是一条不得不走的“中国曲线”。经济增长、科技水平、人口素质、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都与这条“曲线”的走势密切相关。

　　中国的城市化要提速，已经成为共识。而只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速，就不得不闯过至少三道关隘：大规模转移农民关，小城镇发展质量关，大城市如何扩张关。

　　相比西部出现的土地抛荒，东部地区土地可谓寸土寸金，不少城市瞄上海滩山头，于是出现了大量填海削山，造出工业、农业用地的情况。

　　这种代价高昂的拓地方法，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一些岛屿已经消失。土地资源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配置，未来十年内必须要改变。纠错成本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不管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化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引擎。正常的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过快的城市化弊大于利，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城市化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