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建筑的批评更多是主观性批评，喜欢或不喜欢、丑或美，而没有涉及建筑的文化批评和技术批评。

　　“标志性建筑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从历史价值层面讲，其文化意涵代表的时代精神是什么，从建筑学层面而言，有何种革命性成果。”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教授级建筑师季元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城市标志性建筑”首先提出上述命题。在其专着《建筑是什么：关于当今中国建筑的思考》中，季元振对近年来普遍存在于中国建筑中的问题进行解析，其建筑批评的缘起由长期建筑设计、工程实施和教学实践出发，透过对建筑思想史的梳理与解析，对实践中产生的丰富问题进行探究和回应，提出“科学的、人民的、推动文化发展的”建筑价值观。

　　建筑的现实性

　　记者：谈论形式奇异的建筑时，对其持肯定态度的人会引“埃菲尔铁搭”这个例子。 “埃菲尔铁塔”能否作为形式奇异之建筑最终进入历史的正当案例，为什么？

　　季元振：埃菲尔铁塔为什么能被历史承认，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政治的意义是纪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周年，是一个纪念碑。历史已有定论，法国大革命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我们肯定这场革命，就需要肯定这个纪念碑。埃菲尔铁塔本质意义上不是建筑，它没有建筑的功能，同样“生命之环”也不是建筑，如果把它当作艺术品来审视其价值，则需要回答一个命题：“生命之环”究竟纪念什么？

　　另外它还具有建筑革命的意义，代表了未来建筑向当时落后的建筑思想的挑战。埃菲尔铁塔的胜利，恰恰不是形式上的胜利，而是新的建筑思想的胜利。是建筑告别“砖石结构”时代向“钢结构”时代推进的里程碑。它所蕴涵的建筑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结构形式符合高层建筑结构受力特征，因而实现了在当时技术标准下的、在最少耗材前提下，实现这一高度的最合理的建筑形式。是建筑形式与结构形式的完美的结合。这种结合是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重要思想。

　　标志性建筑本身应该是优秀的建筑。它有合理功能、先进的建造技术以及丰富的文化意涵。例如美国的圣路易斯大拱门，是纪念美国西部大开发的纪念碑，同时它是有功能价值的，它上面可以俯瞰城市，下面有博物馆。圣路易斯大拱门高190米，跨度190米，最省材料地跨越如此距离，是最合理的形式。它不仅形式完美，非常漂亮，同时也是科技的胜利。而“生命之环”既缺乏明确的纪念意涵，也没有建筑材料或技术发展上的意义。

　　记者：建筑的标新立异，根植于怎样的文化价值观？具体到中国，对形式的追求，对应的是一种什么心理？

　　季元振：中国的建筑在过去是不可能标新立异的，西方城市标新立异的建筑其实也不多。标新立异建筑的出现与“商业文化”有关，到了国内又与“官场文化”结合，这两种文化捆在一起，让怪异建筑畅行无阻。

　　在这样的语境中，建筑仍然是异化的。我们需要回到“什么是好的标志性建筑”这一问题：标志性建筑在城市历史中是有意义的，它代表了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在建造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时，我们首先应该回答以下问题：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的建筑要具有什么样的标志性？为什么要建？我们的投资从哪里来？

　　理解建筑

　　记者：批评的声音一直都有，但建筑的价值观和建筑行为却永远是“两张皮”，互不理睬。就建筑批评而言，失效或失去意义的根源是什么？

　　季元振：争论的双方在讨论问题时，往往都是从形式到形式，双方都把建筑视为形式问题、喜好问题，主观性的问题是无法讨论的，我们对建筑的批评更多是主观性批评，喜欢或不喜欢、丑或美，而没有涉及建筑的文化批评和技术批评，争论双方都在谈个人喜好，而建筑问题最难的是我们对建筑的理解。另一方面，民间的批评有的也非常中肯，但往往得不到掌握建筑命运的官方的支持。

　　记者：追求建筑形式，认识不到建筑形式和建筑功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否能从对建筑的认知中找到解释这一现象的逻辑？

　　季元振：建筑回归功能是理性建筑观的核心思想。“形式追随功能”这是西方现代建筑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现代主义的思想核心之一，现代主义革命的源头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没有经历过这一场思想革命的涤荡。

　　我们对建筑的认识延续着几千年累积下来的观念，中国的传统建筑类型中缺少功能复杂的单体建筑。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缺乏社会性的公共生活，往往以家族为中心。中国传统的家族祠堂、庙宇、族群的建筑院落，乃至庙堂和帝王宫殿虽然丰富多彩，但是在单体形制上相对较为单一，与西方建筑很不相同。

　　中国的传统建筑在解决复杂功能问题时，主要是通过规划的手法，将简单的单体组织成院落，很少在单体建筑上做文章。

　　欧洲人的历史很大一部分在公共空间中完成，是公共的生活，比如，罗马时代已经有斗兽场这样的公共单体建筑了，后来的教堂、法庭、市集，这些单体建筑需要具备复杂功能，做斗兽场的建筑师需要有怎样的思维？最基本的需要考虑清楚建筑的功能、流线（观众走哪儿、角斗士走哪儿）以及观众的视线等。

　　复杂功能的建筑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从未出现过，造成很多中国人没有认识到形式和功能的关系。中国建筑在封建社会等级上有严格的规定。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过早定型，也阻碍了建筑技术的进步。这样的建筑观念给民众理解建筑造成一些问题：一是在某些人眼里建筑成了身份和等级的象征。二是很少从功能和建造技术方面去思考建筑形式的改变问题。三是许多人把建筑形式和功能问题割裂开来，脱离功能去孤立地讨论建筑的形式问题。

　　记者：历史需要新建筑，新和旧的并置中城市的文脉要不要考虑？如何考虑？

　　季元振：文脉是一个建筑与周围建筑的关系。大意是这样的：一个建筑的产生要与其周边的建筑发生关系，要能够镶嵌进既有的建筑中，发生对话关系，文脉靠什么实现？和谐的建筑关系不一定要求所有的建筑是同一种风格，重要的是处理好相邻建筑的尺度、体量、色彩、比例等关系，而且在设计和建造水平上都是高质量的，不同风格的建筑是可以和谐共处的。到了一个高度才能对话，水平参差的事物放到一起，发生关系，只会产生滑稽效果。

　　建筑的最高境界是“多样、统一”，只有“同一”就不生动了，“多样、统一”就靠文脉来实现。圣马可广场，被誉为“欧洲的客厅”，世界公认的最好的广场，陈志华先生的文章有过精辟分析。不同风格、不同时代建造的三个建筑和谐相处，在此“建筑风格”只是谈论建筑时的标签，而建筑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则依靠建筑的内在语言。

　　还有一个例子，贝聿铭设计的波士顿汉考克大厦，与波士顿圣三一教堂一街之隔，这是建筑上的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贝聿铭是怎么处理的？他说：“我要让它消失。”他用浅灰蓝色的镜面玻璃来降低建筑视觉上的体量，通过镜面随天气变化出现的深浅明暗和教堂倒映在大厦墙壁上的影像产生丰富的视觉体验。不同风格的建筑放在一起所产生和谐的关系，就像两个风格不同，但演技相当的杰出演员同台，懂得自我抑制是关键，这样才能相互激发，把对方最好的戏调动出来而丝毫不抢戏，如果有一方抢戏，说明他的演技还不够纯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