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数据来源于《规划师微博使用情况及相关思考——基于面向北上广深规划师群体的问卷调查》

　　样本为北上广深16个设计所，其中“使用微博比例”样本量为278，其他均为200。

　　听了太多政府、开发商意见，城市规划师不愿再龟缩在图纸背后，当“职业背黑锅”者。他们将阵地搬上微博，开始抬头问路、宣讲理念、抨击规划怪现状。他们也试图将城市规划从封闭的政府编制行为转向开放的公众参与。

　　“职业背黑锅”

　　“你知道规划师是什么吗？”这是微博名为“规勒个划”的规划师在接到南方周末记者电话时，第一句便反问道。

　　他平日里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却总不能令专业人士满意。

　　目前，像“规勒个划”这样的注册城市规划师在我国约有16000名。他们是公众熟悉的陌生人，每个人都在使用他们的作品，大到一座城市的空间布局，小到一条马路的规划。不过，他们极少直接面向公众，更多时候，他们埋头在CAD（一种画图软件）和成摞的设计稿里。

　　然而，近几年随着城市急速膨胀，这群“隐身人”几乎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在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张松看来，无论城市规划出了什么差错，人们都会跟上一句：“这规划是怎么做的？”

　　他们调侃自己是“职业背黑锅”的。“城市规划专业真的不是画图的……房子盖得那么丑也不是我们的事，马路拉锁也不归我们管，堵车也不是我们弄的，老城被拆了也不是我们的错。”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在微博上打趣道。

　　在采访中，规划师们感叹：“很多时候并不是规划，而是市政、交通、管理、施工方面的问题。”

　　规划领域结构性的掣肘让他们“哑巴吃黄连”。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诞生了。

　　这些规划师不约而同地把宣泄、宣讲、讨论的阵地搬上了微博，最知名的规划院院长、规划“大拿”都在微博上活跃起来。他们不愿意再“打酱油”，一起在微博上“逆袭”话语权。

　　规划师的微博俨然一个网络版的行业论坛。若把规划师单独分组，满屏望去，话题基本上离不开“历史街区保护、地铁线路、城市空间”等术语。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主任茅明睿统计了过去一年间规划圈内“大佬们”粉丝数量的变化：“一般人的粉丝膨胀2倍以上，大牛们翻了6倍。”

　　2012年5月，深圳一名规划师黄虎针对北上广深16个知名规划设计所的278名从业人员，进行了一项颇有意思的问卷调查。问卷通过微博私信发送，回复的速度令他惊讶，“从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八点，回收箱里就全满了”。

　　他发现，规划师使用微博的比例约为80%，明显高于整个网民群体；日活跃用户（即每日登录用户）更是高达64%，而新浪微博公布的日活跃用户数据仅为9%.

　　2012年10月23日，被誉为“规划师节日”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昆明召开，会上专门开辟分论坛探讨“技术进步：从CAD到微博”。正如一名规划师在微博上总结：“1.规划师的工作方式从低头拉车转向抬头问路；2.规划师的表达方式从画图转向宣讲；3.规划师的思维方式从物理的空间转向人性的世界，表现为：城市规划工作从封闭的政府编制行为转向公众参与行为。”

　　现实掣肘 微博“曲线救国”

　　令人意外的是，最不满意规划结果的往往是规划师本身。在微博上，他们经常抨击某些不认可的城市规划现象。

　　黄虎有些庆幸自己的一个规划流产。他截图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一条被转发了六十多次的微博，内容是抚顺的景观建筑“生命之环”。他在做深圳中轴线规划时，也曾有类似构思。“越来越多领导丰碑式的作品正在失去市场，要更多地考虑经济型、功能性和人们的审美习惯。”

　　采访中，近十位规划师都承认，国内的规划师常常是被动和妥协的。“领导的意识很强势，有时也并不科学。比如喜欢宽马路、大广场。”网名为“wepon-清华同衡”的规划师无奈地说。

　　“评审会可以开20轮你知道吗？开发商或政府部门不同意的，一直要开到通过为止。”一位入行8年的规划师这样讲述规划乱象。

　　黄虎形容自己的工作是“5+2、白+黑”：一周七天无休，白天黑夜连轴转，“正常的工作时间是9至23点”。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规划涉及相当多的利益主体，常常是白天开会，晚上回来改方案，第二天又去开会。而项目周期非常紧张，大部分半年就要完全结束，其中至少有3轮的当地领导汇报会。

　　他们只用西方规划师1/3或更少的时间做完一个项目，扎实的调研几乎是一种奢望。“前不久获得建筑学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的王澍，他的现场调研时间至少要求1年，而我们多则1个月，少则3天。”黄虎说。

　　除了话语权的缺失，另一个重要的缺失是公众参与。他们极少和公众交流，也没有可以量化公众意见的技术工具。“规划师们想要通过图纸来发出自己的声音非常难。”茅明睿说。

　　尽管所有规划都必须公示，但充斥着专业术语的公示不是挂在专业网站不起眼的角落，就是贴在规划院内或楼道里给自己人看。公众反映的意见也常常石沉大海。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王鹏感叹：“以前和老百姓交流没什么意义，领导说了算。”

　　我国城市规划在上世纪末开始引入公众参与机制，但大都仍停留在形式化。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孙施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国外，项目初步规划做成后，便会有社区内工程师、律师、规划人等不同身份的人参与到跨界会议中，讨论修改方案，直到意见统一。

　　从“自娱自乐”到引领公众参与

　　微博的出现，让一直“自娱自乐”的城市规划领域有了改变。据黄虎的问卷结果，近七成规划师认可微博对执业的有益影响。

　　对于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马向明来说，这种影响还诞生了一个“奇迹”。

　　2011年底，马向明在微博上首发广州西湖路骑楼街将拆的消息，被迅速转发了上千次。“北京路连着的西湖路上的一排骑楼，充满生活气息。各位赶紧跟它说再见吧，这里将被拆掉建寺庙。”

　　这条微博立刻演变成为广州的一项公共议题。“没想到在两周后引爆了广州报纸、电台和电视对西湖路骑楼去留问题的热议。规划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7日作出了回应。”最终有关部门重新论证、重做规划，未拆除的骑楼也得到保留。

　　有媒体总结，这种“专业+微博+传统媒体”的模式，刷新了公民参与的方式，也创新了议题设置的模式，影响力倍增。

　　这可能是规划师们第一次意识到了网络聚集民意的巨大力量。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个好的城市规划，是政府、规划师、民众三方面博弈的产物。”

　　“城市规划已经不再是官员和技术的神秘领域，而应大力增强公众参与。微博沟通是增加规划公众参与的好方法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吴必虎用微博回答了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问。

　　“它更多的意义在于民主化的意义。所有的市民都可以发出声音，表达对城市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利，比起街头问卷，微博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获得特定群体的需求。”这是2012年9月规划师王鹏写的一篇长微博，评论26次，转发94次，大部分规划师都赞同。

　　在规划师们的眼里，将来最好的状态是，公众通过微博等方式参与规划，而规划师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最终优化规划，让公众参与的本质真正可以实现。

　　一个例子是，台湾两名学者利用Google Earth平台开展宜兰龟山社区规划，规划师利用地图、矢量图层和照片与社区居民进行讨论。相对于口头讨论或搭配纸本地图的讨论，这种形式更能引发社区参与者的动力。

　　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茅明睿看来，“这不着急，影响会从规划师传递到官员再到更核心的决策者。公众可以在其中看到规划师的态度和观点。”

　　尽管博弈并不轻松，但微博已逐渐成为城市规划的一个公共讨论平台。在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茅明睿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微博最大的技术进步是扩大数据来源，“最大限度地了解到城市中个体的人”。

　　依然有一些规划师保持谨慎的态度。据茅明睿回忆，当时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张京祥并不完全认可，表示“不宜过于理性地分析微博，而更应看重它的人文作用”。这名规划界知名学者很久前就注册了微博，但从没有发过，仅有一个头像的页面空空荡荡。

　　而不久前，他发出了第一条微博：“不好意思，谢谢各位的关心，给大家添堵了。首先申明这微博确实是我的……新手决定上路，还请多多关照！但是可能不是很勤奋，也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消息发出，规划圈内飞速转发，他的粉丝也从800多急涨至近20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