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1.1 中国近30年来经济成就巨大。自1978年以来，人均GDP每年大约增长10%。同一时期，非农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29%增长到59%，城市人口从占全国的18%增长到46%（作者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这一转变背后的推动力就是经济改革。而重要的是，在农业和工业中引进的投资激励机制导致私营部门主导了大多数的原料和产品市场。

　　1.2 要在未来保持这种增长，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部门达到和谐，就需要像过去30年在工业和农业中实施的改革那样在两个政策领域实施改革。第一项改革是推进城市和农村的一体化，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和经济意蕴一样，改革还有巨大的社会和治理意蕴。第二项改革是重塑城市治理机制。目前，城市决策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来自上层的行政命令和控制，采取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经常被忽略的定量目标和国家法令的形式。中国需要一个给政府官员决策提供适当激励的城市决策结构以替代过时的命令结构，引入激励机制使有关城市财政、土地利用、移民政策和地方公共服务的决策更加合理。我们的分析聚焦于第一项改革，但是完全实施这些改革的能力取决于治理与激励结构的改革。

2 城市化的国际经验

　　发展中的城市

　　2.1 从世界范围看，在国家从低收入转向较高收入水平的进程中，城市化（编注：作者在本文均使用urbanization一词）是快速的收入增长和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因素。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从低就业、低产出的农业活动转向充分就业、高产出的城市制造活动。科技进步提高了流向城市的工人们的生产力和技能，同时保持了农业部门的产出，这与对城市产出的出口需求一起推动了这一转变。亨德森（2005）对模型、证据有过相关评论，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9）描述了该进程的诸多细节。“二战”后，在工业化最快速的15年-20年期间，这些国家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一般为5%-6%。这样，通过30年到40年的时间，城市化率从20%-25%的水平提高到70%-85%。

　　2.2 为什么城市和城市化对现代化的成功如此重要？大多数制造和服务业在城市进行更有效率。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公司更容易从其他公司学习新技术，雇佣具备所需技术的个人，购买和运输中间投入。对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的研究表明，城市中某个产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一倍可以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2%-10%。在现代科技产业，如电子、交通工具和机器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会更大，而在纺织和食品业则较低。

　　2.3 更普遍的是，城市是增长的引擎。它们是创新和复杂技术的孵化之地。研究表明发生在城市环境下的“知识积累”——即人力资本的普遍增长——将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城市提供了必要的规模经济，使学校和培训系统在同商业和产业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

　　演化中的城市层级

　　2.4 在工业化的早期，一国的大城市是技术发展和输入的交汇点，也是工业化最初的中心。但随着进一步的发展，用于生产制造的技术实现了标准化，从而允许工业生产分散到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小城市。这是一个和“产业周期” 相似的过程。例如，韩国在1983年-1993年的10年里，首尔、釜山和大邱占全国制造业就业的比率从26%上升到42%。

　　2.5 大城市逐渐演变成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在这些领域生产出创新的产品。大城市可能会保持高技术发展中心的地位。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如纽约、东京和伦敦）只有很少的制造业，但在全国金融和商务服务中占据很大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