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总体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城市化进程基本符合城市化发展的“S”曲线规律，目前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使得中国的城市化整体处在亚健康状态。本报告正是针对这种亚健康状态，通过历时8年先后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市化过程与生态环境效应”、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典型都市密集区协调发展研究”等，系统地剖析了我国城市化处在亚健康的种种表现形式，提出了中国城市化由亚健康转向健康的新型模式，期望对我国城市化积极稳妥地向健康方向发展有所指导。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与未来发展趋势示意图

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变化示意图

　　中国城市化整体处在亚健康状态，

　　但绝不等于“伪城镇化”

　　判断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是否是合理的和健康的，主要取决于城市化进程是否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是否与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相适应，是否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是否与就业水平相适应，是否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与上述五大方面相适应的城市化道路一定是健康的、和谐的城市化道路。从1953~2010年的58年间，我国城市化道路几经数次调整和转变，先后历经了“一五”时期项目带动的自由城市化道路，“二五”时期盲进盲降的无序城市化道路，“三五”、“四五”时期动荡萧条的停滞城市化道路，“五五”时期改革恢复的积极城市化道路，“六五”时期抓小控大的农村城市化道路，“七五”、“八五”时期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九五”时期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健康城市化道路和“十五”时期大中小城市并进的协调城市化道路，到了“十一五”时期正在走中国特色的和谐城市化道路。城市化道路的演变历程虽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曲折性，但总体朝着多样化、协调化、合理化和健康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经历了近6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符合城市化发展的“S”曲线规律，我国花了近47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发展的起步阶段，从1996年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中期的快速成长阶段，到201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7.6%。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预计到202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4.45%，2030年提升为61.6%，届时将进入城市化的成熟发展阶段（图1），将有超过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即使这样，我国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的城市化水平差距仍很大，中国城市化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亚健康状态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城镇化质量未能有效提升。我国现行城市化水平已超前于工业化水平2.49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3.1个百分点，导致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低，城市经营效率低下，农民市民化与本土化难度大，城市水荒、电荒、地荒、房荒、民工荒等日益突出，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问题日益严峻，城市化发展质量难以提升，虚高度的城市化使座座城市无一例外地陷入亚健康状态。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在部分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城镇化过程不彻底、城镇化水平不真实、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化机制不健全等“不完全城市化”或称“半城市化”现象。这种现象是指受我国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约束，大量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常住人口，但其并不能与城市市民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这是我国城镇化“亚健康”状态的表现，本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可以逐步改变并最终消除的正常现象，绝不影响我国推进健康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大局。然而近期被学术界一些个别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和新闻媒体部分人员片面地概括为“伪城镇化”。这种提法是极不科学，也很不严肃的事情，迫切需要从维护国家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客观分析出现“伪城镇化”现象的成因并及时推行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中国城市化处在亚健康状态的表现形式

　　1.中国城市化不应该是“算出来”的城市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1953年“一普”、1964年“二普”、1982年“三普”、1990年“四普”、2000年“五普”和2010年“六普”共六次人口普查，每次人口普查均采用了不同的城乡人口划分标准。现行的城市化水平有些年份采用非农业人口，有些年份采用城镇人口，有些年份和有些地区累加了常住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和常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取其半数加入测算，等等。由于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和测算方法不尽统一甚至混乱，导致对城市化水平的计算结果不尽一致，总体上偏高。特别是“六普”数据结果表明，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城乡人口指居住在我国境内城镇、乡村地域上的人口，城镇、乡村按2008年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为665575306人，由此推算，2010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了49.68%，高于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47.6%约2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全国约有2600万人到底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法定论。2011年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摘要》中又将20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进一步调整提升为49.95%，2011年当年城市化水平突然达到了51.27%，进入了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50%的所谓“城市型社会”的关键时期。这种情况造成中国城市化是“算出来”的城市化的不合理现象，成为了事实上的数字城市化，过分地陶醉在城市化水平的计算中，但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到底是多少，至今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通用算法。

　　2.中国城市化不应该是“比出来”的城市化

　　一是中国城市化水平不具备与国际上欧美国家城市化水平相提并论的可行性。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不可能与欧美国家或拉美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一致，相互之间不具备可比性。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增长很快，但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为48.8%）约8个百分点。按照1980~2005年世界和中国城市化年均发展速度推算，中国城市化水平赶上世界水平还需要18年左右的时间，也即要到2020年以后，届时世界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5.5%。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西方城市化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短期内难以实现赶超目标。按照国际统计年鉴（2009~2010年）的统计，201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分别仅为英国城市化水平的45.1%、美国的50%、澳大利亚的46.2%、韩国的50%、以色列的44.1%、加拿大的50.4%、法国的52.7%、德国的53.7%、俄罗斯的55.3%和日本的61.4%。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61.6%以后，仍然仅相当于2005年英国城市化水平的68.7%、美国的76.2%、澳大利亚的76.9%、韩国的76.2%、以色列的67.2%、加拿大的76.9%、法国的80.3%、德国的81.9%、俄罗斯的84.4%和日本的93.6%。可见，即使在世界上各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进程停止不动的前提下，我国赶超20年后仍落后于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二是中国各地城市化水平不具备比数量、比速度的相互攀比条件。目前我国领导干部中发展城市化的心态不健康，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提出要大力发展城市化，一味提出城市化水平的高指标，于是就出现了地区之间、城市之间脱离地方资源环境承载力相互拼速度、比水平，以“城市化速度论英雄、不顾城市化发展质量”的不合理现象，城市化道路不健康，推动城市化的指导思想不科学，形成不健康的城市化意识和城市化发展模式。

　　3.中国城市化不应该是“拆出来”的城市化

　　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同时是一个城市快速建设与“拆迁”的过程，伴随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更新、旧城改造、用地扩展、功能置换、重大工程建设等一系列城市建设活动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由此引发的城市拆迁纠纷不断上升，自焚事件频繁发生。由于体制制度上的不完善，法规不健全，导致城市建设拆迁引发的拆迁自焚事件频繁发生，受迁居民以命抗争维权，尽管相关政策措施频频出台，但暴力拆迁仍然屡禁不止。补偿价格不合理是各种暴利拆迁现象频发的直接根源；旧版《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成了违法暴力拆迁的合法依据；地方利益驱动和“土霸王思维”助长了拆迁的威风。城市拆迁变成了一场变相的财富转移，一场权力对权利的博弈，强势利益集团的行政权力对被拆迁者毫无保障的权利的剥夺。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年10月到2011年5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由于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社会调节功能的失败，全国各地发生的因拆迁自焚事件多达20余起，参与自焚自杀人数至少达33人，死亡人数达20余人。暴力拆迁而导致被拆迁户自焚的频发现象，并没有让某些地方政府在处理拆迁问题时变得更加理智和人性化，并没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一场 “城市化是物的城市化还是人的城市化，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的争论喋喋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