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文化需要人来传承，由于对于历史保护的态度一直没有与个人化的社会定位和发展需求差异获得联系，大部分时候，历史保护只是作为知识分子恳切呼吁的对象，而没有与普罗大众产生联系。“假如历史保护没有与大众的个体定位、生活方式和文化诉求获得普遍的一致关联”，保护就只会是被束之高阁和淡漠无关的。19世纪时的意大利曾经提出对建筑采取与语言学研究类似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建筑被作为文献的一种看待，“今天，文化的真实性是否也应包括文化遗产的普适性、文化的活态延续性等理念？”并在对文化遗产保护中逐渐将精英和民众联系在一起？正如单霁翔院长在采访中所说的“当很多城市进入需求多样化的社会阶段，文化遗产保护将面对人们的需求，文化景观会和城市发展产生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在迎接这一变化的到来。”城市中每一处场地的变迁存在具体差异，文化保护并不是虚拟而抽象化的国家行为，而与每一片土地和个人休戚相关。

　　记者：您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目前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对比您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不同履历，我发现您并没有艺术历史方面的研究背景，这一职务是否给您带来了压力？

　　单霁翔：正像你所说的，我的专业背景和经历具有一个特点，我近四十年以来的工作履历，尤其是最近三十年，始终在建筑、城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工作，其是学科跨越的两个方面，我也在工作中越来越体会到，我有责任在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开展沟通、架设桥梁，使这两个方面能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学科融合。与一些欧洲国家不同，中国的一些学科具有越来越细化的趋向，例如法国在建筑艺术方面，倡导建筑艺术与文化研究加强沟通，而中国在这方面则分化明显，我本人希望能在城市建设工作中更加关照、理解和支持文化方面的发展，就文化遗产理念在城市建设中的体现做更多沟通。我也在这两个工作领域间调动，从北京市规划局到北京市文物局，再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到国家文物局，我有条件在两个领域之间结识很多导师和朋友，从国家文物局调入故宫博物院，对于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和工作机遇，也有利于我为这两个方面增进沟通，再多做一些努力，进行一些探索。

　　故宫是有多重背景的，并不是一般的博物馆，也不是一般的文物景点，它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古代木结构宫殿建筑群。一方面，故宫作为不可移动文物，是昔日的明清皇宫，我们在这方面有着保护和传承的重要责任，我们要努力使每一位观众正确认识故宫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故宫也是一座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展示三大任务都应该在故宫博物院有所体现。结合这两点，管理者需要的专业背景应该是既“博”且“深”，无疑我在这方面差距很大，压力也很大，但是我的双重专业背景，为我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和故宫博物院建设方面增进信心。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任院长和现任院长都是我的好友，我们之间都曾有过很好的沟通，但是两院的院情不同，台北故宫博物院没有古代建筑群，在博物馆发展、文物保护方面更为专一，而北京故宫博物院需要面对的游客数量庞大，就博物馆职能的宣传需要加大力度。对于我来说，既需要向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学习，也需要向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同行学习，不断充实自身，使我的专业结构和故宫博物院的要求相适应，这将是一直伴随我的努力方向。

　　记者：您在工作转换中有您对这两个工作领域的综合思考，在学术层面上看，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开始，学者们声称一直在探讨人类社会碎片化的程度、深度和维度以及在其之上建构了什么，故宫博物院也承担着这方面的责任，在这样的碎片化时代如何让人们关注传统并敬畏古典？一些建筑师和遗产保护学者会将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带入建筑设计、保护和修复中，您如何看这个时代的人与古典世界之间的联系？

　　单霁翔：目前，在建筑领域“时装风”、“克隆风”盛行，一些地方政府和建设单位在建筑形式上盲目追求新、奇、特、怪、洋，认为在设计方案招投标中有外国设计公司参与才有水准，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时尚”的异样形体，片面营造视觉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博物馆建筑设计将更多的工夫放在外观造型上，强加一些与功能结构完全无关的造型，认为高层钢结构、大规模玻璃幕墙等新型建筑形式是现代博物馆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使建筑设计华而不实，而且给博物馆建筑结构带来潜在隐患。

　　我认为，博物馆建筑具有双重性，既是科学技术的产物，又是文化创作的成果。建筑设计只有从地域文化中提取特色，从历史文脉中挖掘基因，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才能使现代建筑地域化，地域建筑现代化。一些欧洲的历史性城市，往往由于拥有杰出的博物馆建筑，通过不同时代建筑语言的合理利用，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阐述着城市丰富的文化理想，震撼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实现博物馆建筑的永恒价值。博物馆建筑应该是具有独特内涵、与陈列展览和谐共生的公共文化建筑，并与环境共同创造出赏心悦目的文化景观。

　　记者：您强调您的工作一直致力于沟通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两方面的交叉互动，城市发展的计划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随着中产阶层逐渐扩大，一些学者试图从学科交叉的思路入手找到城市在两方面和谐化的新发展道路，您会如何看待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单霁翔：中国正在经历的大规模的城镇化的发展时期，是中国急风暴雨的快速变革的时期。在将近20年中，中国城镇化率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向前攀升，持续时间很长，在国际社会上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农业人口进入城市的速度，以及城市家庭支出结构的调整相互叠加，使城市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城市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无疑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

　　面对这一时期，我们需要得到社会更多的理解，文化遗产保护不能被看做是专业系统的工作，而是应该被看做是全民参与的事业。人们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可以更多地理解城市、乡村和公民本身的需求，这些需求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强调建设富强的国家、民主的国家、和谐的国家、文明的国家和美丽的国家，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力，使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走到一起，因为这些目标所反映的实现需要的过程，都不是过于物质化地看待城市发展的过程，而是从更可持续的方向看待城市的发展，也正是适应了人类更加重视自身文化传承的时代需要，才更有益于城市规划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找到更多的共同点。

　　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当下承担的文化传承，既包括文化景观、大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也包括多种多样的博物馆建设，这些博物馆也包括我们所倡导的民族、民俗、旧址、专业、生态、社区博物馆以及数字博物馆，对于解决城市人口在文化领域的就业格局有很大的贡献，城市规划的方向与文化遗产保护方向融合相互促进，这是中国在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新的特点，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生活中将成为有尊严的地方，同时，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将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汇聚更多的民众，这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相互促进的基础。

　　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不仅在于当代拥有，更在于将中华文化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在传承方面，当代人不能用自身现有的优势随意处置文化遗产，所有的行动需要更多地考虑未来世代，这是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相互对话的一个前提，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不仅仅在于建设一个物质世界，更是满足人们多种需求的和谐社会，这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是利益共通的。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人们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们的愿望也不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当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突破3千美元以后，人们在住、行方面的需求开始增加，房屋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大，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也进入异常突出的阶段。只有当很多城市跨越这一阶段，国内人均生产总值超过8千美元以后，人们开始将更多家庭支出投入文化活动、体育健身、旅游休闲、收藏爱好，甚至慈善事业的时候，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将得到缓解，进一步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在迎接这一变化的到来，但是今天还要突出强调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

　　记者：今天的城市承载着它的尊严和希望，中国从民国开始走现代城市的发展之路，乡绅作为封建社会维系乡村文化繁荣和稳定的介质逐渐消失，知识分子逐渐城市化，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转折，也意味着乡村失去在地化的承继，您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会如何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

　　单霁翔：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命题本身是在提倡文化多样性，单一的文化统治世界。人们应该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积累，但并不是说本民族的一切优劣好坏就一定为世界各地人群所接受，适合自身风土人情的价值观念、追求和向往，是由本地人心中所界定的，并不是某一民族强加给其他民族的限定，而世界就是由很多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立于民族之林的气魄造就了文化的多样化，并形成相互借鉴、理解、和谐相处的环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并不是强迫别人尊重，而要有民族自信心，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城镇和乡村是相对的，人们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乡村的向往是相辅相成的，有时人们向往城市的便利设施环境，有时向往乡村良好的人居环境，城乡发展需要发挥各自的特长，而抑制不和谐的、人居环境欠缺的方面，今天的城市应该避免城市问题的产生。乡村应该更多地加强其在文化生活方面的优势。人们越来越进入信息化社会，城乡差距越来越小，生活在乡村的人群依然可以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感受、了解优质文化的传播，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群通过旅游和其他方式了解乡村的社会氛围和社会环境，这才是文化多样化的社会。乡村不必一定追求城镇化建设和原有生活方式改变，城市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城乡作为合作伙伴，不能使自己封闭起来，而应该使人们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