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如何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人居环境之间的矛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杭侃教授不赞成用“矛盾”这个词来描述文化遗产保护与人居环境，他反问道，在日本，为何古代的和现代的建筑能够共存，而并不让人觉得它们之间存在矛盾。对于日本古代与现代建筑能共生的情况，杭侃认为原因有两点，第一，日本重视村镇或者聚落的有机更新；第二，日本重视人的诉求。他称，实际上不仅仅日本是这种情况，其他一些世界遗产地也是如此，如肯尼亚的拉穆群岛就非常原生态，屎尿遍地，人畜都在一起，但他们能与自然环境人文建筑和谐共存，拉穆群岛的建筑保护得也很好。

　　有鉴于此，杭侃一直主张城市应保持自然的更新，村落也应自然的更新。他称，这种更新反对腾空原住民，然后借着所谓整治进行的一系列人为干预的做法，表面看好象是整治好了，实际上这不是一种有机的更新，而是一种强烈的介入。对于城市和古村落自然更新的问题，杭侃认为，一方面，我们在理念上面需要有所更新，另一方面，在实际当中要做出一些比较好的案例共大家借鉴。

　　对于地方官来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出政绩是很正常的，但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政绩是最有意义的。杭侃介绍，有些地方只要一公布为遗产地，就把居民给腾出来，迁到另外的地方，这样遗产地就无法做到自然的更新。那么如何做才能达到有机的更新呢？杭侃称，在一个大环境中，有些建筑看起来确实很唐突，但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比如说一座建筑是四层的，与周边环境确实存在比较大的不协调感，能不拆尽量不拆，能少拆尽量少拆，比如我们能不能把改成两层？加以改造，使它与周边环境尽量协调。，另外，对于这些原住民，当地有关部门能不能组织专业的培训，让他们能自然融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主动改变当地的产业结构，把这些原住民的一部分变成三产人员，原住民还是在这一大环境中，未被剥离出去。不要一提起文化遗产保护与人居环境，我们就觉得存在冲突，不要主观地为遗产保护设置障碍。

　　对于这一问题，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张玉坤教授也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间本身是不存在矛盾的，这些所谓的矛盾都是人为制造的。他认为一个城市应有文化遗产，应把文化遗产留住，应把文化遗产利用好。如果一个城市没有文化遗产，就像那些找不到自己父母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爹娘是谁一样，找不到自己父母的孩子，他的感受如何，可想而知。张玉坤称，我们的文化遗产就是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祖先，因为它是文化的承载体。对于这一文化承载体，我们不主动地去接纳它，反而认为它与城市发展、经济发展是对立的关系，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张玉坤认为，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发展应该主动地接纳文化遗产，而不是排斥它，认为它挡我们的路；一旦文化遗产遭遇城市修路，就要把文化遗产推掉，一旦文化遗产遭遇城市开发，就要把文化铲除。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把文化遗产留住。现在在建的东西全是新东西，我们的祖先在哪？找不着了，那这个环境还有什么意思呢。

　　张玉坤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所谓的对立和矛盾，不是必然的现象，而是我们认识方面的问题，人为地将它们摆在对立的两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