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60多个用于养鱼的网箱刚刚拆除，56岁的安徽省霍山县农民储成龙靠着一颗老树，郁郁地抽着烟——这个大别山腹地的汉子早年经历了农民到渔民的身份变换，眼下却没有做好再从渔民再变回农民的准备。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难道有错吗？”储成龙十分困惑。在他身后，佛子岭水库源源不断地将水输送到140公里之外的合肥市，水质好坏与否影响着近千万人的饮水安全。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多地推广的网箱养殖技术为民众增收不少，但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投放饵料和鱼类排泄物聚集，加上大量网箱占据水面，导致表层水体流动性下降，严重降低水体的自我净化能力，进而破坏水资源体系。

　　今年3月起霍山县启动的当地水库网箱及库湾养殖设施拆除工作目前已基本结束。虽然村民们基本上都得到了合理的补偿，但其中一些人还没有适应身份的骤变，为自己以后的出路担忧。

　　中国生态资源丰富，但长期的不合理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十面“霾”伏、地下水污染、耕地重金属超标等一系列生态安全公共事件凸显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生态环境保护亟须从事后管理发展为用制度和法规的“红线”约束。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表示，在中共十八大已经提出一系列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三中全会充实了生态红线、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生态补偿等有关内容，建设“美丽中国”的体系变得更加完整。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认为，决策层在这个时候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战略性部署，做出了关键的决定。

　　环保部今年9月发布消息称，力争在2014年完成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技术工作，出台国家生态红线管控的政策措施和生态红线管理法规，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企业、社区和个人在生态红线区域生态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对生态红线区域实行最严格的管控制度，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生态红线是对影响自然行为的底线管理，可以分为区域地理、环境质量、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等几个类别。”夏光说，“江河源头地区和生态屏障地区，就不能强求其大力发展经济。一旦划定为自然保护区，当地发展就通过生态补偿来实现。”

　　由财政部和环保部支持下的中国首个跨省水环境补偿试点项目，在新安江流域已经开展两年，补偿金每年5亿元——皖浙两省各出资1亿元，水质达标浙江拨付安徽1亿元，不达标则安徽拨付浙江1亿元，不论达标与否中央财政3亿元全部拨付给安徽。在监测时间和环境都更加严厉的情况下，新安江水质保持优良和稳定。

　　黄山市环境监测站站长何文英表示，2012年的水质监测结果数值是0．83。这意味着水质优于基本标准，浙江给予安徽1个亿。

　　生态补偿制度写入三中全会公报令新安江流域生态建设保护局局长聂伟平备受鼓舞，“如果没有生态补偿机制的推动，新安江治理不可能推进地如此系统和全面。”

　　尽管如此，聂伟平认为生态补偿的内涵还比较窄，只停留在工程治理，对上游为保护水质的维护成本和牺牲的机会成本未计算在内，期待未来能够进一步拓展生态补偿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