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市文化遗产越来越多的流逝，我们必须重温对中国近现代城市与建筑作出贡献的先贤级人物，朱启钤（1872-1964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2014年，是朱启钤先生离世50周年，以学术活动及建筑出版遥祭在天之灵，重在寄望今人孜孜以求的不断努力；2014年还是朱启钤创办中国营造学社85周年，是他的学生梁思成“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发表50周年，其中的建筑遗产保护观点早于威尼斯《国际古遗址保护与修复宪章》；2014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更是朱启钤用“西学”理念，开辟北京第一座公园——中山公园100周年纪念日。

　　从朱启钤开辟北京中山公园说起

　　央视记者柴静说，看朱启钤的照片，穿长袍、一派老实样子，看上去是个十足的土气老头。但朱启钤是袁世凯的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和国务总理，也难怪新中国后周总理与他多次深谈，体现了两朝总理的默契。历史地看，早在1910年朱启钤就开始主持对北京城市的改造，这与1850年奥斯曼的法国巴黎城市改造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为使中世纪封建都城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早期现代化改造，有趣的是两位主持者朱启钤和奥斯曼都受到了先担任总统后又称帝的独裁者的支持。1900年初，由于北京东、西火车站启用，正阳门前交通量大增。1915年为解决正阳门地区的交通壅塞，他聘请德国建筑师罗克格主持了正阳门改造工程。他力排众议拆除了正阳门翁城，整修了前门，并在正阳门两侧各增开两个门洞，规划中的14条通衢穿越了曾不可逾越的皇墙，这些努力为现代北京城市空间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14年，清帝国中轴线上的社稷坛成为了国民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亦名“稷园”，1928年更名为中山公园。事实上，早在1913年3月，孙中山在隆裕的唁电中对她主持和平逊位予以肯定，大总统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一天，此时太和殿已布置成国民哀悼的会场，时任中华民国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走进皇家禁地，据朱启钤的秘书刘宗汉回忆，此刻，朱启钤便萌生了在此开辟公园的想法。一年后的1914年，在朱启钤的努力下，民国政府得到紫禁城三大殿以南包括社稷坛的管理权，溥仪的朝廷空间回归到乾清门以北的区域内。在当时没有钱的情况下，朱启钤先捐出1000元，成立董事会，并对外募捐。他倡言，北京作为首善之都，可“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于是，仅半年就筹划到四万多元，于是中山公园开始建设。

　　朱启钤对北京城市建设乃至文化传承的贡献岂止中山公园，还包括：他亲自出面交涉，在中山公园与故宫之间开了扇门，将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展出皇家珍宝，并命名为“文物陈列所”。这是中国继1905年南通博物苑之后的第一个博物馆，更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虽然袁世凯极力复辟帝制，但时代进步要求帝制的物质空间变成人民共有的场所。时任内阁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即将“洪宪皇帝”由紫禁城太和殿请入中南海，并将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下层改建为“新华门”，致此，中国的权力中心便从紫禁城西移至中南海。伴随着朱启钤“规划”的天安门前那个封闭的丁字型广场周边门楼内的门扇及连接门楼墙壁的拆除，北京市民终于可以第一次在东西长安街上自由穿行了，从此结束了传统面南背北的政治理念下的龙脉格局，正式形成了长安街的横向对称模式。

　　朱启钤留给中国建筑遗产的财富

　　早在1989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60周年时，两院院士吴良镛便发表“发挥光大中国营造学社所开创的中国建筑研究事业”的文章，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高度评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一种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料的杂志，是任何一个想要透过这个学科表面，洞察（其本质）所必不可缺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称“朱启钤是研究中国建筑的倡导者和引路人”，他认为，由于他的社会威望、学术地位，广为学术界认同，其贡献是导向性和开创性的。

　　朱启钤所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当朱启钤在清末创办京师警察市政之时，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不论是遗址或建筑物都一一“周览而谨识之”。当时学术界对建筑的研究，不过是到《日下旧闻考》及《春明梦余录》之类的古籍中去查找考证而已。但朱则常与了解北京掌故的老人交谈，与老匠师交往，从他们那里了解很多北京城的发展源流以及匠人世代口授的操作秘诀，这些都是不见经传的材料。朱启钤认识到这些都是研究中国营造的可贵资料，因此他“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壁”。朱启钤虽然大半辈子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但他对建筑的认识却与近代的观点十分相似，这是他的进步可贵之处。近代学者普遍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朱启钤在说明为何定名“营造学社”时不断阐明了他的建筑观。上世纪30年代初，人们对建筑的观念还停留在砖、瓦、灰、砂、石的阶段，钢筋混凝土结构刚引进不久。建筑还没有发展成一门复杂的技术科学（许多门技术科学的综合产物）。朱启钤自然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但对建筑与社会科学及美学的互相交叉与渗透的关系，在他的建筑观中已基本形成。由此可见，朱启钤创办营造学社，并非是像其他失意政客一般的沽名钓誉之举，而是他本人多年来对中国建筑的悉心研究与志趣所在。

　　从朱启钤为中国建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系列贡献看，他确可称作中国最杰出的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英杰，他不仅亲自组织用“西学”手法及理念研究中国建筑文化，更是距今可查到的我国20世纪最早的传统建筑保护卓越组织者及一系列有效研究的开路先驱。因此，纪念朱启钤及其中国营造学社的活动乃属一种深层次、广博文化的寻根行为。我们可以说，没有朱启钤，就没有中国营造学社，更不会有迅速到来的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事业的辉煌。对此吴良镛院士将其归纳为九个字即“旧根基、新思想、新方法”。其一，旧学与新学的结合，旧根基指学社的成员具有很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留学归来的学者又吸收了新思想、新方法，投入到中国建筑的研究中；其二，文献与调查相结合，访求古籍，加以重印，研究、收集、保存有价值的文物资料；其三，及时将研究发现予以科学整理，并从理论上系统提高。